风筝,兄弟,郑耀先
第一,剧情的需要
在《风筝》里,郑耀先确实有很多和他感情过硬的兄弟,比如对一个苹果念念不忘的军统四哥徐百川,比如耿直的小弟赵简之,比如高徒宫庶。如果郑耀先把他们都策反了,那这就不是谍战剧了,而是政工宣传剧,郑耀先是玛雅时期的大祭司或者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手持一本经书,哇啦哇啦念一堆咒语,身边的人就被召唤了,那这部剧的剧情就索然无味了。
第二,职业的分工
郑耀先作为一名战略级的特工,他的任务是潜伏在敌后,以力角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利用各种关系获得关键战略情报,他是我党我军安排在敌人内部的眼线,而不是炸弹。他的任务和主要工作是获得情报,为我军提供关键战略部署上的重要信息,而不是策反敌人,破坏敌人的组织。策反敌人那是政工人员的工作。要是敌人那么容易策反,安排几个大牛或者美人干脆把老蒋策反了,很多战争就不必打了。如果郑耀先放弃搜集情报,转而策反几个虾兵蟹将,那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第三,成本的权衡
如第二条,无论是徐百川,还是赵简之,还是宫庶,他们的最高军衔也就是少将,而且还不是野战军的少将,官职最大的宫庶,也就是落入敌后的丧家之犬,手头也就几个人,几条枪,搞点破坏工作恶心一下当局,在全国都被解放的情况下,只能是强弩之末,掀不了什么大风大浪,他们的价值不如一条消息,一纸情报重要,有时候一纸情报抵得上若干个野战师的战斗力。
退一步说,即便他们能够被策反,机会成本上算下来,风险大于收益,因为他们并不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谍报人员,意志是否坚定,信仰是否忠诚,都没有经过考验,万一工作上有任何闪失,把老郑供出来,麻烦多余好处。所以根本不值得策反。
第四,信仰的不同
信仰是一个很难用物质,功勋衡量的东西,而信仰是由一个人的认知、意识、经验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是长时间形成的,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去坚持,就比较难改变,国共双方的将领也好,战士也好,都有自己生长的环境,都在战争年代逐步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你让一个吃香喝辣惯了的国民党官太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都有难度,就更不要说让那些出生入死过,享受高官厚禄的军人在短时间内改变信仰了。剧中最有趣的人物是田湖,他在战争末期就已经意识到党国军人毫无信仰,迟早失败,但是他个人还在坚守着“三民主义”信仰,一直到死,可见信仰的惯性有多么强大。多么难改变。
第五,环境的限制
敌后环境复杂,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关系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自保都难,还要随意策反敌人,难度可想而知。冒风险策反敌人,不小心暴露,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无论是老郑还是他的上级都绝不会要他这么做。更何况在本剧中,老郑是断了线的风筝,自保都难,就更不要说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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