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多年,观影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照片,拿出手机拍摄的行为都将观影这一应该完整沉浸的过程切割开,碎片化的体验很容易将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分散开,大大降低观影过程的体验感。
作者|蓝詹
编辑|孤鸽
薛之谦在个人微博上分享《飞驰人生2》的屏摄画面,在热搜榜上盘踞了数日,引发了全网争议。
“屏摄行为不文明不合法”,这是在“屏摄”行为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广泛出现后,很多媒体和观众一直在呼吁的观影礼仪。
然而,一位流量艺人的行为,让本来正在形成的规矩受到冲击,甚至有不少人跟风支持。某法律专家称“若屏摄片段是用于自己欣赏,则不涉及违法违规”,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
全民素质走高需要夜以继日的努力,但“学坏一出溜”。一句“为了评价或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都是合理的使用范围”,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原来屏摄可能真的没什么”的误会。
薛之谦屏摄引发全网热议
即便不谈侵权之危害,屏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文明行为,因为它会干扰他人观影。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照片,拿出手机拍摄的行为都将观影这一应该完整沉浸的过程切割开,碎片化的体验很容易将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分散开,大大降低观影过程的体验感。
回溯历史,电影放映活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观影礼仪在这一百多年中不断进化和改变,看似正在形成文明的规则,却一朝被打破。
电影放映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在1896年上海的“又一村”茶楼里。
最初,这种活动被称为“西洋影戏”。彼时还在清朝,由于放映活动是在人声鼎沸的茶楼中,可想而知当时的观影气氛多么嘈杂,完全不同于现代观影习惯。
1904年,西洋使节在给慈禧的寿宴上,以放映活动助兴,不料放映中途胶片起火,此后慈禧便禁止宫中放映电影。但在民间,这种活动已经逐渐发展起来,部分城市还成立了专门的电影院。
1911年,上海市颁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有“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放映管理法规。
电影《梅兰芳》中的看戏图
电影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对标的事物是戏曲,于是看戏的习惯就奠定了人们的观影方式。
在广东话中,“看电影”被称作“睇戏”。过去的票友戏迷,习惯在看戏的时候说话谈天,饮茶吃点,精彩处还会向台上直接扔钱。总之,不管看什么戏,观戏礼仪都离“正襟危坐”的氛围相去甚远。
那时候,中国观影文化的本质,就是看戏文化和茶馆文化,如同鲁迅在《社戏》一文中描述的,看戏的场里总是人头攒动,坐着站着都不舒适。
2000年上映的电影《西洋镜》,讲述了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拍电影的历史事件——1905年,京剧大师谭鑫培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定军山》。该片便呈现了当事人们的观影氛围,和看戏习惯如出一辙。
电影《西洋镜》剧照
早期的电影没有同期声音,只有画面能被放映,声音需要在现场配。《西洋镜》里呈现的现场配音,是表演者坐在观众堆里,现场对口型。这种形式互动感强,大家不会觉得吵闹成问题。
而在欧美,默片往往是在有音乐厅设备和环境的地方放映,现场给电影配乐,就会要求观众尽可能保持安静。
随着社会发展,电影院环境在慢慢转向。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不仅外资公司多,人均收入水平也高,豪华影院陆续开设,出现了和西方观影文化接近的氛围。
1928年,大光明电影院在上海落成,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它开张剪彩。在大光明看外国电影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潮流,影院内还设有茶室和吸烟室,便于人们休闲放松,后来成为“远东第一影院”。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旧图
上海开埠也加速了外国电影的引进和制作技术的输入。1930年代,上海已经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制作工业,还培养了一批以阮玲玉、胡蝶等为代表的电影明星。
可以说,上海完整地发展出了从制作到放映的电影产业链条,也是中国最早有了所谓“现代观影礼仪”的地方。
而作为上海人的薛之谦,没有传承上海的传统,也是本次事件讽刺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向全中国普及电影,采用固定影院和流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诞生了让几代人记忆尤深的“露天电影”。
由于经济水平不够发达,建造电影院和购买配套的放映设施并非易事,除了大城市有电影院外,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地区,主要看露天电影,或者将戏院、俱乐部临时改为影院。
作为少数的娱乐活动,看电影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每当有电影要放,早早会去场地占位子,而家里的小孩,往往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在经典年代剧《父母爱情》中,就有生动的展现。
《父母爱情》中的映前占位场景
露天场所,环境空旷,观影的自由度高,大家可随处走动、说话,对他人的干扰不像封闭电影院那么大。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呈现了1960-70年代的放映条件与观影氛围。在当时,胶卷是电影放映的唯一介质,操作胶片机也需要专业的放映员。
放映普遍有间休,因为放映员要换胶卷。碰上超长电影,间休还给了观众时间去解决生理问题。
《一秒钟》剧照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曾与建设银行合作,设立专门贷款,在农村的集镇建造固定的“影剧院”,既放电影,也演戏,让农民群体从站着看电影到坐着看电影。1984年,全国集镇影院从1981年的1800家发展到10463家,增长了5倍。
之后,中影公司又开始改造城市影院,装上空调和暖气,提高观影环境的舒适度。为了维护这种崭新干净的环境,观众的观影素质也随之提高,起码在道德上有自我约束。
与此同时,另一个观影场合“录像厅”,也在中国大地四处开花,并在1990年代达到高潮。录像厅里汇集的港台片和外语片的录像带和碟片(几乎都是盗版),成为了很多文艺青年的精神食粮。
录像厅
导演贾樟柯曾回忆说:“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录像厅。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拎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我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
为什么不去电影院,而要去看录像厅呢?贾樟柯说:“录像厅里面的银幕世界太吸引人,电影院就不行,因为录像厅里面首先有很多动作片、港台片。”
在他执导的电影《三峡好人》中,主角就是从录像带里看到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学小马哥的台词和姿势扮酷的。
《三峡好人》剧照
在录像厅看碟片并不讲究规矩,嗑瓜子、抽烟、喝酒的人不在少数,录像厅的环境也普遍较差,但贵在碟片多,确实能看到好东西,因此培养了不少影迷。
在本次薛之谦屏摄事件爆发后,也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屏摄者的盗播,让不少人从网上看到了王小帅的新片《沃土》,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片子。
新世纪后,中国的院线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万达、博纳等院线相继树立起自己的院线品牌,在中国各地开设影院,将看电影这一活动高度商品化。
尤其在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院线更进入了疯狂扩张的时代。2017年,中国跃升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市场。
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和银幕数量稳居世界首位(图|视觉中国)
然而,繁荣之下,大部分观众还没有被培养和科普所谓的“观影礼仪”。
比如,如果迟到,应该在场内停留一下,等眼睛适应黑暗后再找座位;手机应该调至静音状态,不应接打电话;不要踢前方座椅,观影不要拖鞋;大人要管好小孩子,避免吵闹及大声交流……
大部分现代观影礼仪的产生,是因为放映设备与观影环境的进步,让观影成为了需要沉浸式体验的一项活动。如果影厅很吵,观众便无法感受环绕立体声的音效,体会不到电影中的声音细节。如果前排观众突然开始刷手机,屏幕的亮光也会带走后排观众的注意力。
喜剧节目《电影院》
另一方面,院线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版权意识一同得到普及。在智能手机普及前,屏摄的大部分情况是为了录下整个电影,直接放在网络上传播,被称之为“枪版”。观众因为盗版资源唾手可得,而不愿意去花钱购票。
现如今,屏摄的大部分情况不是为了传播盗版内容,而是个人为了发社交网络进行取材,但仍然有可能涉嫌侵权。比如范冰冰在去年做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评审期间,就拍了一张正在放映中的参展影片,发到了微博上。被网民批评后,范冰冰将盗摄图片删除了,没有更多的回应。
吴青峰也曾经在微博上分享过屏摄照片,但他后来将图删掉,因为他认为尽管自己获得了授权,并不是盗摄,但他害怕网民不知道前因后果,看到他的行为也学着去拍,会有不良影响。
吴青峰微博图
而薛之谦的行为,不仅知错不改,而且还触发了破坏观影秩序的不良风气。粉丝有样学样,在网上发布大量的屏摄图片来维护偶像,狠狠踩低了中国观众的平均观影素质。
在观影文化发展足够稳定和繁荣的市场,例如北美,对电影版权的科普已做了许多年,大部分观众都很自觉,不文明行为比较少见。香港对观影的管理更加严格,任何在电影院举起手机或相机拍照的情况,无论用途,只要没有被授权允许,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情节严重者可能坐牢。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观众的自律,尤其是在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道德约束更为重要。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观影礼仪看似在形成,但经由薛之谦屏摄事件,我们会发现,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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