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刘德华
大年初一,电影市场一年里竞争最激烈的一天。“爆笑贺岁”“阖家欢笑”“燃魂献映”,众声喧哗中,《红毯先生》打出了一张最具个性的牌——“优雅喜剧”,用以概括这个具备类型表达但又并不严密遵守类型框架的作品。
用宁浩的话说,“我们是一部讲礼貌的电影。”这也是宁浩导演生涯的一个缩影,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想进入赛道的人,却又总是不得不反复踏进赛道。
但进入赛道之后,为了对周围的人负责,宁浩和刘德华都为了电影宣传尽足心力。就像刘德华在电影中饰演的刘伟驰那样,他总想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好好先生。只是最后因为沟通不畅,反而把生活弄成一团乱麻。
不局限于预告片中出现的大量对影视行业既有现象的吐槽,其实“沟通”才是这部电影最想表达的核心议题。在沟通越来越难的当下,宁浩和刘德华试图用一个娱乐圈的故事,来传递一些更普世的价值。
在春节前一周,毒眸和宁浩、刘德华聊了聊关于《红毯先生》的表达,以及创作幕后的故事。对刘德华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十足勇气才能出演的角色,而对宁浩来说,这是他重新找回创作冲动的重要灵感。在两人截然不同的创作舒适区中,《红毯先生》是值得珍惜的交集地带,也是“元电影”创作风潮下的稀有样本。
一份礼物
“其实是我特别想送给华哥的一个礼物,当然这个礼物有点危险。”谈及创作发心,宁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礼物是互赠的。在宁浩职业生涯的初期,刘德华送过他一个举足轻重的“礼物”——《疯狂的石头》的三百万元投资。正是这部电影的成功,让宁浩从此声名鹊起,此后的创作道路才有一路绿灯。
《疯狂的石头》(图源:豆瓣)
一番被业界传为佳话的“伯乐识马”故事,让外界也原本以为二人的合作会很快到来。这也是两人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但当时没人能想到这次合作等了17年。
客观上,两人各自的舒适区太不一样了。刘德华是港片生态的集大成者,而宁浩则有着一套关于小人物的独特现实主义美学,如何才能产生交集,两人一直都没找到答案。“华哥以前演的都是杀手、警察,这些角色已经太符号化了,再弄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老想着怎么把华哥放进我了解的现实主义当中。”宁浩表示。
刘德华演什么最真实?答案当然是演一个电影明星最真实。这样的故事或许在18年前拍有些不合时宜,但到今天宁浩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很少人说我们选择拍电影这件事情来作为题材,包括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好像都很难成为一个选材的角度。但是我觉得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实际上这些行业对大众来说没有那么神秘了,没有以前那么与世隔绝的感觉了。”
于是,在2021年的金鸡电影节,宁浩正式找刘德华聊了整个故事,轮到刘德华犹豫了。
《红毯先生》的主角刘伟驰就是一个香港的电影巨星,为了冲奖而去找文艺片导演林浩拍摄农村题材影片,并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尴尬和难堪。如果去影院看了影片的观众应该不难感知到,接拍刘伟驰这个角色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刘德华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就像一座已经金碧辉煌的大厦,主动向外展露自己也有裂缝。
“我怕我自己驾驭不了。什么时候是刘德华,什么时候是刘伟驰,怎么样能不让大家误会。”刘德华表示。犹豫到最后,刘德华也没想出一个结论,“如果想得太明白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反而又很难进行了。”
最后得以成行的理由,二人都归结于缘分。“可能早两年如果一定要开,他也换了演员了。如果我再考虑一年可能我又不敢拍了。”刘德华提到。冥冥中的缘分让二人都从自己的舒适区往外迈了一步,就像影片中的“中药包”一样,短暂脱离“温水”。
到刘伟驰的距离
在所有的对谈中,刘德华都免不了面对媒体问的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本人和刘伟驰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这或许也是每个观众走出影院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故意模糊演员和角色之间的边界,恰恰是宁浩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在影片呈现的质感上,宁浩刻意采用了类似伪纪录片的感觉,就是为了加强真实感。包括在具体的拍摄过程中,什么时候在拍戏、什么时候在准备拍戏,有时现场的人都不一定完全清楚。
“比如电影里我在搞妆发的时候,那就是平时真的给我搞妆发的人在出演,以为是在定妆,其实已经开始演戏了。”刘德华提到。宁浩也表示,“因为我自己也要出演,有时我在现场喊cut,摄影不知道是戏里的角色在喊还是导演本人在喊,反正机器就一直拍也不停。”
从创作流程上来说,是宁浩及其团队先将剧本写作完毕,然后才邀请刘德华出演的,所以编剧艺术创作的成分一定存在,不可能是完全基于刘德华真实一面复刻的。
不过,三位编剧中,两位来自坏猴子,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导演、监制余伟国。余伟国过去长期与刘德华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影片中林伟国这一角色的现实原型。他对刘德华身边工作人员的状态了然于心,补充很多真实生动的细节。虚实结合,留给观众去体味,是《红毯先生》的乐趣。
刘伟驰身上当然有“很刘德华”的部分。比如任何近距离接触刘德华的人都难免感叹,他的身体状态保持得太好,完全不像一个已经62岁的人。这样的身体状态必然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
刘伟驰的自律是“迈开腿”,不论人在哪、在做什么,当每天的健身闹钟响起时,立刻趴下做平板支撑。而现实中的刘德华,给人更多的印象是“管住嘴”,他曾在过去的一档谈话节目中透露过,他坚持一天三顿吃谷类食品,搭配上原味乳酪和白水煮鸡肉,并且全年几乎都是这样吃的。
但刘德华也坦言,自己并不是对食物完全没有欲望,“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花生,如果没有人看住我的话,我会一直吃,完全停不下来。只是一般都会有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我不能吃了。”
也有和刘伟驰截然不同的一面。比如对电影节奖项的渴望,刘德华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我那么渴望。”
他回想起了演艺生涯中的一次细节,“我当时连续拿了5年最受欢迎男歌手,后来有一年我去打保龄球了,中间就少参加了很多节目的推广。那一年我输了,但是输了之后我完全没有感觉,因为我唱片一样卖,出去一样受欢迎。可是整家公司都觉得,天塌了。当时努力帮我做宣传的小孩,哭得特别伤心,直到我说,我求你们了,从明天开始我不打球了。”
作为刘德华,“符合人们期待”不是他能选择的事,而是他不得不做的事。“中药包”和“温水”有时恰恰是彼此需要、彼此依存的,明星工业由此而运转。
理解没法万岁
奥地利的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去到一个乡村当小学教师,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长大的他,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当地居民有效沟通。维特根斯坦于是开始反思,他意识到无法沟通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并不相通,而“语言”是由一个人过去的生活脉络所编织的。在彼此不可能化解的两个原理实际相遇的地点,各自都将他者称为笨蛋和异端。
宁浩和维特根斯坦有着同样的困惑,他觉得一切沟通的障碍都是语言的障碍。这也是《红毯先生》希望探讨的核心议题——在当今世界里,沟通何以如此困难。
近几年,国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尝试这种,讲述电影人拍电影过程的“元电影”题材。仅去年上映的就有《永安镇故事集》《造梦之家》等等,更早时还有《一秒钟》《扬名立万》等都在此列。每位创作者创作动机或许都各不相同,但至少对于宁浩来说,对行业现象的批判不是支撑这部电影的核心理由。
《永安镇故事集》《造梦之家》《一秒钟》《扬名立万》
真正让他有表达欲的,是他从明星工业和电影工业的幕后故事中,可以映照出当今社会缺乏沟通的这一普遍问题,让这部电影的内核是具有普世性的,“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个行业电影,它如果反映的不是这个社会的普遍问题,那好像都有点无聊。”
宁浩的洞察,既来自于现实生活,也来自于网络空间。他发现,现在网络上讨论问题,越来越容易“干仗”,“生活里大家遇到矛盾或许还是因为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但是在网上大家基本上互相之间都没有利益关系,还是容易有冲突,其实就是沟通导致的问题。”
每每遇到沟通问题,人们常说“理解万岁”,但在宁浩看来,理解的本质是换位思考,而人是很难真正做到换位思考的,“比如说你是个男的,你也不可能换成是女的。或者说你成长在这个年代,你跟成长于另外一个年代的人怎么换位?你的主体是你的这副躯壳,是父母给你的这双眼睛,它换不了。”
人总在用自己的经验要求他人。比如影片中刘伟驰为了演好农民特意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在现实中,刘德华对于演员“体验生活”的实际收效颇感怀疑,“就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真的能体验到什么吗?真的不是走个形式吗?可能有时效果还不如请他们过来给我们讲。”
原本影片中有的一个段落是,刘伟驰体验生活结束后回来拍戏,林浩说,“演得不错,体验完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结果旁边的剪辑师说,“导演,刚刚放的是他走之前拍的。”
这就是典型的推己及人,宁浩也借此自我讽刺。因为在宁浩的观念里,编剧写剧本是需要体验的,有些内容要看到了才知道怎么写。于是很多导演把创作上的要求也提给演员,逼着演员也去体验生活,但实际上有些形式大于内容。
维特根斯坦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叫“盲从”,意即不要以自己的语言规则强求对方,而是细腻观察并了解他人的生活脉络,从而进入他人的语言规则。这和宁浩的方法如出一辙,“我觉得就是尽量做到,先把自己放下,先说自己有没有问题,不要情绪化。”
刘德华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觉得要退一步。现在好像沟通的方法或者机会很多,大家都以为在网络上面交流很简单,但其实它是没有真正的温度的。”回想起决心接拍《红毯先生》的时刻,刘德华表示,“如果不是宁浩飞来金鸡,当面跟我讲这个故事,可能我就是理解不了的。”
重寻创作初心
对于宁浩自己来说,除了当作一份送给刘德华的“礼物”,《红毯先生》的创作背后,也是他重新找回创作冲动的过程。
在《我和我的家乡》上映之后,毒眸曾与宁浩有过一次对谈(点此阅读:《宁浩,刚刚长大》),彼时的宁浩正处于一个找不到创作冲动的颓丧状态中。如今重新回忆起那段时光,宁浩解释这是他对于电影又变成一个赛道的绝望,“我是一个不想进入赛道的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卷不过那帮学霸,所以才去学画画了。我以为艺术是一个不用卷的事情,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事,你只要弄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又变成一个赛道了。”
每逢电影上映,宁浩就有一种小时候大家讨论他又考了多少分的“既视感”,这种状态让宁浩很不舒服。他在琢磨怎么让注意力回到电影本体上来,而不去想编个什么段子能赚钱。
回忆起自己刚拍电影时的感受,貌似挺享受其中的,于是宁浩又翻出了自己的《香火》和《绿草地》,找找感觉,“我发现那会儿拍的都是挺简单的电影,《绿草地》就用400多个镜头就讲完了。结果后来《疯狂的石头》弄了1600多个镜头,《疯狂的赛车》干了2000多个,觉得越多越热闹。所以我想要不要换一个状态,我用最少的语言去讲一个很丰富的故事行不行?”
《香火》《绿草地》《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图源:豆瓣)
最后,《红毯先生》就只拍了380多个镜头,但是信息量并不少。电影中的很多信息都并非是通过台词或文本的方式给出的,而是基于视听语言。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临时的决断,是基于对现场的观察而做出的。
开机的前几天,宁浩在现场堪完景之后,他觉得那个酒店的楼型设计很好看,“我当时就说,这掉下去得摔死吧,那这只猪应该就奋勇跳下去。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天空中飞过一只猪的画面。”这是宁式喜剧标志性的荒诞元素。
包括现在电影的结尾,刘伟驰战战巍巍地尝试使用平衡车的镜头,就并非前期设计,而是宁浩在现场看到平衡车之后临时安排刘德华去尝试的,“我说华哥你随便,你做什么我就拍什么。拍完之后我看到画面就非常感动,想起来我小时候老看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就是人生的那种无奈和忧伤都在里面。”
这并非剧本中原来设计的结尾。本来的设想是刘伟驰在儿子朋友们的聚会上负责招待,但最终因为无法和孩子沟通,让刚刚搭好的积木轰然倒塌。“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还是太直接了,太戏剧了,它在叙事层面,但没在电影层面上。”宁浩表示。
“我们把所有特别戏剧化的部分都往回撤了一下。我还是希望能做到一个比较有礼貌的尺度。”这是整部影片气质的缩影。18年后,宁浩与刘德华重新合体,从年轻时的疯狂,到阅尽千帆之后开始选择有礼貌。但在礼貌的面纱下,是二人重新出发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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