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人,春晚,熬过,喜剧,漫长
2004年除夕,一辆北京开往沈阳的绿皮火车上。12岁的张弛刚结束自己的初次海外之旅,独自在这趟回乡的列车上听完了整台春晚。那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春晚,也是他坐过人最少的一次火车。
二十年后的除夕,张弛站上了春晚的舞台,和《一喜》时的老搭档蒋诗萌合作表演小品。其实去年,张弛也有节目进入春晚初选,不过最后没被选上——不到节目单出现的最后一刻,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除夕的前几天,我们在米未见到了登上今年央视春晚的四位“喜人”。
或许是经历过一次落选,张弛的状态看起来比较放松。对比之下,阿奇的紧张和激动尤甚,他用“光宗耀祖”这种略显夸张的词汇,形容自己的感受:“那可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联欢晚会,办到现在一共才几十届啊?我能参加一届,那我爸妈的腰板儿都硬了。”
跟阿奇与阿成合作《开不了口》的闫佩伦虽然是第二次登上春晚,但他非常能理解阿奇的激动,“这可是春晚呢,而且我们北方孩子对春晚都有情结在的,能上一个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舞台,是多么荣耀的事儿啊。”
不仅在央视春晚,今年北京、安徽、江苏等各大卫视的春晚舞台上,都有“喜人”的身影,还有不少“喜人”陆续有电视剧、电影等作品上线。借由一个综艺节目,很多演员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开始被行业和大众所关注,进而有了更多机会,逐渐构建起了新时代的喜剧演员生态。
当然,机会的反面,是演员这个职业所自带的、让人无法停下来的紧迫感。对于这些“喜人”而言,《喜剧大赛》或许只是个开始,甚至春晚也只是个开始,至于未来如何,还要面临更多的考验。
不过,至少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春晚”
今年是闫佩伦第二次上春晚。
去年准备春晚节目的时间,刚好跟《二喜》的总决赛撞到了一起,闫佩伦不得不在两个排练室来回跑:在《二喜》舞台上,他做着“抢眼”的助演;在央视演播厅,他和金靖、于奥、铁男等人一遍遍打磨本子,彩排节目。
春晚节目单最终确定的时候,闫佩伦他们还在排练厅里面,因为不让带手机,所有人都不知道结果。从排练厅出来后,他们还在互相安慰,“上不上都行,反正努力了。”而后才看到节目通过的消息。“知道自己真上的时候,情绪反而很平常,激动的情绪已经被磨没了。”
如今的闫佩伦的心态变得更加平稳,对第一次参加春晚的阿奇与阿成,他能传授的经验之谈只有三个字:平常心。“我告诉他们别期待太高,就是平常心,时刻根据意见调整本子,平常心地等到最后一刻,等名单出了之后,我们才算真正上了春晚。”
今年春晚,他们带着在《二喜》合作的原创作品《开不了口》登上了舞台。巧合的是,去年闫佩伦之所以被春晚选中,正是因为《开不了口》饰演的“三叔”一角。在节目中,它是全场票数最高的作品,获得了11800票,还帮助阿奇与阿成直接晋级了决赛。
《开不了口》对三个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去年12月末的一个深夜,三人同时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邀约。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立马拉了个群,群名叫“这屋人真棒”,取自《开不了口》作品里的名台词——“儿你真棒”。
在《开不了口》里,阿奇饰演的那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原型正是他自己的父亲。“我都能想象到,如果我们真的上了春晚,我家里人看了之后,可能我妈会热泪盈眶,我三叔会热泪盈眶,我会热泪盈眶,但我爸不会,我爸肯定不会有反应。”
阿奇现在还记得,在大学的升学宴上,三叔喝醉了大哭,但爸爸却格外冷静。“我三叔抓住我一顿夸,人家都以为我是我三叔的儿子。”所以他也能猜到父亲看完这次春晚表演的反应,“他不会说一句‘挺好’,可能是说,‘别骄傲,你得继续努力。’”
对于这种“北方男人的沉默”,闫佩伦也深有感触。去年春节,闫佩伦妈妈对他说,“你爸比你都忙。”因为从大年三十那天开始一直接电话,接到了初一晚上,所有打来的电话都在问,“是不是你儿上春晚了?”闫佩伦学着爸爸接电话的样子,阿奇在一旁用力点头,“真是这样,完全一样。”
谈起春晚,几位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家人。比起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帮助,借此获得家人的认可或是给他们带去自豪,好像成了春晚对他们更大的意义。
“从我6岁从艺那天开始,每年到春晚的时候,家人和亲戚都会跟我说,将来咱长大也上春晚。”张弛从小在戏台长大,之后去演了舞台剧,因为一直在剧场表演,家人很少有机会能看到。所以“能有机会让他们在电视上看见我的演出”,是张弛最开心的事儿。
张弛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踏入春晚彩排现场的感受,因为和《星光大道》是同一个演播厅,让他感觉熟悉到有些亲切。2020年,他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凭借一首《重整河山待后生》拿下了亚军。
虽然去年的节目没能入选,但张弛仍然交出了自己的春节成绩单。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里,张弛饰演左卫“陈亮”,虽然戏份不多,但对张弛而言,已经是过去不敢想象的机会了。
《满江红》张弛剧照
大年初一,全家出动去给张弛捧场,那天沈阳下着大雪,平时十分钟的路程要走将近一个小时。“我父母、我干妈、我大姨他们,一般晚上八九点就要睡觉了,但那天全家人都赶了晚上十二点的场去看。虽然戏份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是特别为我自豪。”
无论是有过春晚体验的闫佩伦和张弛,还是首次登上春晚的阿奇和阿成,在演员这个身份的背后,他们都是在外漂泊的游子。在除夕这个特别的时间,全家聚在一起观看春晚时,能看到他们的表演,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与家人的牵绊。就像张弛说的那样,“家人是真正知道我吃了多少苦的人,所以有回报的时候,他们比我还感动。”
“我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可能有的苦你吃过去,也就过去了。”张弛说。
只有一个答案
每年春节回家,都有亲戚问阿奇,“你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啊?”阿奇每次都说,“别想了。”“那个时候觉得红成啥样才能上春晚啊!”彼时的阿奇距离春晚和春晚所代表的“被看见”都太遥远,
2019年,阿奇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很多时候就在做一件事,等。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周面了四五个组,都被拒绝了,“一个说我太显老,一个说我太显小。我当时就很纠结,我到底是老还是少?我到底该演什么?”
怎么想都得不到答案,阿奇决定“不管了”。“一开始面试我都去,演完我也不问,爱咋地咋地,反正也上不了。后来有面试我都不去了,就装病。”
但即便如此,阿奇也从来没想过放弃这条路。不仅是因为“别的都不会”,也源于小时候的一个目标:三四岁的时候,妈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指着电视上正在唱歌的孙悦说,“我想上电视。”
如果《喜剧大赛》对于很多像阿奇这样一直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获得这个机会的代价或许就是,要忍受一段艰难的、看不到前路的岁月,并且在每一次可以选择放弃的时候,都坚持了下来。
张弛18岁那年经历了倒仓(青春期发育时嗓音变低或变哑),没法继续唱戏之后,他选择了演话剧。因为属于“转行”,他没有签约公司,资源基本全靠朋友介绍,朋友没资源的时候,他也跟着无事可做。唯一的优点可能是乐观:“快交不起房租时,来了个戏,我感觉自己运气还挺好的。”
那段时间里,张弛尝试见过影视剧剧组,试探性地踏入舞台之外的地方。但那种感觉让他感到陌生且痛苦,“我知道他不会用我,他也知道他不会用我,但是我俩都得走这流程。”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都在舞台上表演,习惯了和台下的观众互动,能接收到即时反馈。突然要面对镜头和选角导演的打量,张弛有些不适应,“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甚至连他看没看我都不知道,完全没有连接。”那是他参加《喜剧大赛》前第一次见组,也是最后一次。
相较于半路出家的张弛,阿成虽然是科班出身,但情况也没有好上太多。演员的收入总是不固定,工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我做了很多工作来维持演员这份工作。在工体摆过摊,在酒吧驻唱过,发传单、做零售、做服务员,都干过。”
阿成最接近梦想的一次,是参加了2019年山东卫视发起的“群演公社”活动,有4000多名演员报名,阿成走到了总决赛。他曾提到过,自己得到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前一直都在怀疑自己做的事情,“群演公社”是第一个对他来说相对客观的认可。
“影视寒冬”的到来,让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底层演员”处境更加艰难,在苦等机会和兼职维生之间,时代也给他们留了一个生存缝隙:那段时间,恰好是电商直播、短视频的高速发展期,不少演员也选择利用自己的表演特长或者创作才能,换个赛道以求生存。
阿奇和闫佩伦都想过要不要转行去做直播和短视频。但短视频需要保持更新频率,闫佩伦又做不到推掉所有戏约,没办法让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不断更”。阿奇则是始终屏着一口气,放不下演员梦,“如果这口气卸下来了,可能我现在就是在做直播,但我卸不下来。”
在放弃和坚持间,每个人的心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赌的勇气,赢的可能
《一喜》有一段没有放出来的后采。在闫佩伦被淘汰之后,现场导演问他,“你觉得最对不起谁?”闫佩伦想了想,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地回答:“我最对不起自己。”
或许是因为在喜剧行业待了很多年,闫佩伦对《一喜》有种精确的直觉,觉得“这节目一定会火”,他对自己的期待值也因此变得很高。没想到,刚加入“Piu Qiu Pia Qia”战队,他就被淘汰了。
这次失败的经历,让闫佩伦觉得茫然无措。“快30岁了,还在北京摸爬滚打,而且那一年我爸妈也开始催着我结婚生子,那时候我啥都没有,爱情也好,生活也好,都是一塌糊涂。”几乎是在被淘汰的瞬间,闫佩伦就决定参演《二喜》。第二次回到这个舞台,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放低期待值。
2022年,闫佩伦和搭档张祐维组队,再次登上《喜剧大赛》舞台,但只表演了一轮就又被淘汰了。
因为节目组修改了赛制,淘汰选手可以继续留在节目中参与共创,闫佩伦有机会成为节目助演,《二喜》里,闫佩伦一共参与了14个节目,每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喜》还被网友戏称为“一年一度闫佩伦大赛”。
那一年,闫佩伦刚好30岁。“我妈说,30年了,终于不用给你钱了。”
同样是在30岁那年,张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更多是心态上的。之前,张弛总是喜欢呆在自己的舒适圈,而在30岁后,他选择尝试让他恐惧的事情或者有趣的事情,比如钓鱼,或是组乐队。他不觉得自己在走出舒适区,“我现在在扩大舒适圈,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舒适,那我干嘛不这么做?”
这种松弛感,在张弛30岁之前的人生里很少出现过,过去的他总是思虑很多,“很多人都跟我说,张弛你很优秀,你自信一点,我也一直强迫自己自信,但我做不到。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说,自洽可能比自信容易点,或者说更适合。”
在参加《一喜》前,张弛一直是不自信的。节目组的邀约通过微博私信发送,看到私信的张弛,第一反应是以为对方是骗子,“我微博没多少人关注,而且我还是《奇葩说》和《乐队的夏天》的狂热粉丝,对方的第一句话就介绍自己是《乐队的夏天》的导演,我一看,这不明显是个骗子嘛。”
收到《二喜》节目组的电话时,阿成也一度以为对方是骗子。听到阿成这么说,阿奇问,“你这是对自己没信心?”,闫佩伦开玩笑地说,“他这是对行业没信心。”
阿成和阿奇都是在看《一喜》的时候,决定报名参加第二季。
《一喜》播出期间,阿成和一位朋友在排练话剧的间隙,偶然看到了《平行时空大饭店》,朋友问他,要不要去这个节目试试?阿成应了。“后来我们上了楼,我问他,是不是真去啊?他说那就去嘛。”他们扫了节目结尾处的二维码,在线上报了名。
在此之前,阿成已经萌生了“退圈”的念头,孩子马上要出生了,需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收到节目组的面试邀约之后,他跟妻子说,“我最后再赌一次。”——类似的话,他2015年就跟妈妈说过,“你给我一年时间。”一年又一年,每次他都会安慰妈妈,“再等等,我现在可能快好了。”
这个机会对于正在跟公司谈解约的阿奇来说,同样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情况,一部戏拍三个月,每年赚到的钱刚刚够交一年房租。
阿奇扫描二维码报了名,然后把希望都压到了《二喜》上。等了一个月,节目组打来电话通知他面试,他特意为自己挑了一个仪式感很强的日子,在自己生日当天去面试——2月15日,那天也是元宵节。
为了参加面试,阿奇那年没敢没回家过年,他担心不确定的疫情政策会让他错过面试,2022年的春节,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了年。在《东七门》的采访里,工作人员回忆起了面试那天的场景:,一屋子几十个人给阿奇唱生日快乐歌,他一直在鞠躬,跟大家说着谢谢。
对于那一天,阿奇印象最深的是自己踏入大楼,看着小剧场的屏幕上播放着“大宇治水”、“皓史成双”等组合的影像,然后开始想象之后的自己,“当时我看着就想,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名字挂上去?他们拿的那个奖杯,我要是能有一个……”
还有太多像阿奇这样的人,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梦想笨拙地坚持,把《喜剧大赛》当成最后的希望。《喜剧大赛》九个月的创排期,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当中,一边打磨本子,一边琢磨演技,798老工业厂区的米未大楼里,总是灯火通明。
可是创作热情也抹不平残酷的现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闫佩伦表示理解,创排压力很大,也没有收入,最重要的是,结果是完全未知的。“准备好几个月,最后只选二十几个组,所有人都可能会面临‘白干’。”
马东曾在《一喜》里说,《喜剧大赛》是为了给“脚脖子演员”一个升到腰部的机会。对于这群“脚脖子演员”来说,这个机会背后的意义可能更为残酷——它是一场豪赌,赢了只是开始,输了就得从头再来。
一切刚刚开始
从“脚脖子演员”到“腰部演员”的道路上,如果说《喜剧大赛》是个开始,春晚是个阶段性的人生奖励,那下一个升级关卡何时将会开启,对于所有人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
对于节目前后的变化,他们的回答都相同,那就是明显增多的机会,“之前是0,现在有个1,这都好很多了。”张弛说到。
《一喜》结束后的一个冬天,张弛在车里接到了于和伟发给他的微信,大概介绍了张艺谋要筹拍的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句他说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记得当时情感非常复杂,我还不能表现得太激动。”开拍前,张艺谋给演员们开会,一起聊剧本,为了在张艺谋面前“不露怯”,张弛做了很多准备。“觉得自己是个小崽子,提了些想法,导演认同了,还挺高兴的。”
在《满江红》上映的同一年,张弛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开播了,剧中张弛饰演的“刘枫”是一个胜负欲强的傻直男,被观众视为整部剧的“搞笑担当”。
张弛最爱看弹幕,对他来说,这很像舞台剧的观众直接的及时反馈,“我一般看两遍,一遍没弹幕,一遍有弹幕,最喜欢的是一长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到的时候很有成就感。”他接受自己的喜剧演员定位,并且享受其中,“他们肯定高兴才能打那么长的‘哈’。”
《故乡》拍摄期间,任素汐送给张弛一个1:1的奥斯卡奖杯。他就站在镜子前,模拟自己得奖的时刻,“刚开始是两个手捧着的,后来发现不行,显得我特别没有力量,我看人家都是一个手,就换成一个手在那儿练,照着镜子练,我都练好了。
“我好想拿奖啊。”张弛的回忆落在了一句玩笑里,而这句玩笑的背后,是张弛终于敢于向外界表露的野心。30岁之后,追求自洽的张弛意识到,“我得对自己诚实。”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然而,不是每个人的“第一次”都如张弛这般顺利,至少对于闫佩伦来说,“第一次”都不太顺利,《一喜》和初次登春晚后,闫佩伦的生活和事业都没什么起色,“好像我的人生第一次都没什么收益,总是得再接再厉,第二次好像才能获得点什么。”
《二喜》之后,很多人找到了闫佩伦,说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一些聚会上,他也能很快地融入进去,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作品,“这减少了破冰时间。”
就在跟毒眸聊天的那个下午,闫佩伦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给喜剧演员的颜值排名,他排第一,“我没想到我会上榜,还是第一。我记得第一条评论说,这个人颜值虽然一般,但是看着很顺眼。”
《喜剧大赛》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但是对于这些演员来说,更大的变化是心态上的。
阿奇提到之前没参加节目前总是不自信,“我去面试,都在装自信,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聊天,参加完节目之后,有很多人会说,我看过你的节目,听到这些话就感觉有了底气。”
在阿奇看来,对演员而言,所谓“脚脖子演员”“腰部演员”这些概念,其实没有统一的坐标系,“要不就是默默无闻,要不就是在顶上发光,中间这个区间是很模糊的。”
在这个区间内生存,很多时候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喜剧大赛》之后,很多找过来的角色都是喜剧类型的。“大部分找到我们的角色,都是想让我们塑造一个开心的人,但是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开心。”阿奇说。
“开机前或者表演前我会很焦虑,因为他们说这个戏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喜剧角色,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身上,我就会经常想,这么演他们会不会满意?演得不好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也就那样?”
焦虑不止在对角色的诠释上。过去太久的工作空窗期,让阿奇始终难以摆脱潜在的焦虑。一旦闲下来,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哪怕一部戏只有三天没有他的戏份,他也会焦虑。张弛也一样,闲下来的时候,总忍不住想很多,“戏播了大家会认可吗?还会有人找我演戏吗?”
经历过这些之后,大家现在有了更平稳的心态,比如是否在意“喜剧演员”的标签会成为束缚,或是该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些问题都逐渐有了答案。“大家对你的印象,一定会随着你的作品不断露出而更改的,当有一天我们能胜任别的角色的时候,这些类型的角色自然而然会找到我们。”
至少在现阶段,那些过去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机会,正在一个个成为现实,至于到底是“脚脖子演员”还是“腰部演员”,好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我们能有机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到现在这样有戏演,已经很好了,不然那些角色谁演呢?有脚有腰,才能组成一个人嘛,不可能永远只露那个头,对吧。”闫佩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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