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现实
「“看见女性”的过程也是在“寻找真相”。」
近日,《坠落的审判》似乎以一种我们未曾想到的方式出圈了。
电影《坠落的审判》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中国首映礼,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千里迢迢来到现场,与北大学子和观众进行映后交流。
然而在映后的对谈环节中,北大法语系主任董强不仅直言“导演比我想象中年轻”,还反复强调“I’m sorry,我不喜欢现在大家一看电影就代入性别议题。”引发了现场的嘘声。此外,主持人陈铭全程“和稀泥”的态度也令网友不满。
(网友对于陈铭和董强发言的不满截图)
活动结束时,陈铭当场道歉并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四人并不是以男性或女性的身份坐在这里发言,而是以人的身份,来真诚地分享我们的感受。这既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所有人努力的方向。”这次映后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离我们最近的是事实,离我们最远的是真相”。事实容易被人发现和把握,而真相隐藏在事件的本质和内幕中,需要我们抽丝剥茧,用客观和理性去探索。
无论有关电影本身的讨论,还是有关映后交流中有关男嘉宾的“审判”,似乎都关乎着这场有关“事实与真相”的辩题。
01
坠落的审判:婚姻生活的审问
北大的映后风波让性别议题再次进入了热议的漩涡中心,而电影《坠落的审判》在这场讨论中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影片所讲述的成功女性作家被指控谋杀丈夫的故事,似乎和这场争议遥相呼应。
丈夫的死亡事件是“她杀还是自杀”,影片用一遍又一遍的审判带我们靠近“事实”。然而,在一个传统位置被颠倒了的“女强男弱”的家庭中,事实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真相。
这场“审判”首先是关于死亡事件的事实探究。
(电影<坠落的审判>截图)
导演巧妙地将影片中的夫妻——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处境,描绘成一段跨越国界的情感挑战。德国妻子桑德拉跟随丈夫萨穆埃尔,踏入陌生的法国,这里的环境、语言都与她以往的生活截然不同。两种“语言的边界”象征着她与丈夫之间的“区隔”与“疏离”。
而生活似乎对他们并不宽容,孩子意外失明的打击、经济上的重重困境等现实问题接连而至,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女强男弱的“倒置”当中。前来采访的女记者、萨穆埃尔的心理医生、家庭中的视障小孩,都在这场杀人事件的审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存在左右着审判的逻辑与走向。事实的水面上似乎漂浮着桑德拉由于和丈夫的种种矛盾而诱发的“杀机”。
然而丈夫的”坠落”却是关于真相的思考,有关婚姻的剖析和自我的解读。
一段夫妻二人激烈争吵的录音,将影片带入高潮。在一个女强男弱的家庭结构中,一个男性的自尊在面对一个独立且成功的女性时变得不堪一击。联想王濛在《人物》的演讲中讲到自己的母亲张晓霞,她是无数中国女性的缩影,在长期父权制占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将自己处于低位,并在无奈中形成了自己的“逻辑闭环”去接受所面临的不公。
(王濛<人物>演讲截图)
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低位时被社会所“赞扬”,而男性在面临低位时却诱发了一次“杀人事件”,这背后所蕴藏社会真相远比坠落本身要复杂。
萨穆埃尔的坠落无论是她杀还是自杀,似乎都有一定的阐释性。《坠落的审判》便是这样在事实与真相交织的网中,揭露了婚姻生活与两性问题的隐痛。
自杀的解读,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感深刻道来。面临丈夫的懦弱,桑德拉不仅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在丈夫的坠落之后,她还要面临来自社会对于“女强男弱”的偏见。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生活经得“外科手术”般的剖析,更何况在难辨对错的婚姻试验当中。自杀的解读富有强烈的现实性。
(电影<坠落的审判>截图)
她杀的解读,更像是“女权”崛起。展现了女性在面临不公时的强烈反抗,影片最后判定桑德拉的反抗无罪似乎也是一种对女性的激励。
每种解读都深刻揭示社会真相。电影如镜,映射社会,触发观众对婚姻、性别等议题的深思。而近日引发的讨论,似乎也以一种微妙而有力的方式,正中了影片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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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映后争议:女性现状的反刍
北大电影映后中,由于男嘉宾的发言引发的社会争论,将电影中有关“事实与真相”讨论映射到了现实生活中。映后的混乱成为了电影的完美注脚,体现了女性在现实世界面临“事实与真相”争辩时的无奈。
在北大映后现场,那位男教授屡次强调“代入性别去看电影让他感到失望”,此举在很多人看来,不仅漠视了性别议题在电影讨论中的合理性,更凸显了外行人士在评论电影时囿于自身固有观念的滑稽。事后的争论中,有人为男教授辩解,认为电影之所以会引发争论正说明其尚存在改进空间,认为“真正的实力与性别无关”。
(网友对于董强发言的评论)
然而不论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也无论是因为现场人数众多导致主持人控场不力,还是导演不会中文造成的“语言折扣”,这场映后引发的争论已然成为了女性电影人在现实环境中难以自如表达自己的事实缩影。“女性电影人话语权缺失”的事实,似乎也在一次次言语的争锋中呼之欲出。
以贾玲为例,她在执导了《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两部电影后,成功跻身中国电影票房第一的女性导演之列。然而在面临“贾玲瘦了”或“贾玲没有之前可爱”等无谓争辩时,贾玲似乎已经不是她自己,而是将自己的身体外借,交由他者审视,任由外界评头论足。这无疑是一种互联网奇观。也是一种女性电影人在自我叙述时的缺席。
(贾玲对于减肥争议的采访截图)
北大映后的争议折射出人们看待两性平等问题时一个积极的侧面,“女性不仅是一种性别标签,还是一种社会处境”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隐隐的共识。然而,在体悟到女性的处境,接受这种平等的同时,我们似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陈铭所言“忘记男性与女性的身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进行有关电影与文化的真诚交流”确实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方向。然而在对谈过程中男教师引发的广大女性的不满,折射的是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女性话语权长期处于低位”的真相。女性议题并非女性的”自我狂欢“,它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息息相关。对于女性问题的避而不谈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值得男性去反思。
正如复旦教授梁永安在接受访谈时谈到:“现代社会很多男性,缺乏看见女性的能力。他们拒绝看到女性的深度和复杂性,只是停留在非常表面的认识。”
(梁永安关于“看见女性”的访谈截图)
回到电影的情节,在桑德拉被推到公众和媒体审判的聚光灯之下时,她背后的两个男生——律师和儿子,选择站在了她的身旁。
在桑德拉面对审判时,律师直言“我相信你,我不评判你”,他一直帮助女主努力还原现场,没有立场预设,并科学的给出了男主摔在挡板上的解释。而儿子客观冷静的用狗狗做“阿司匹林实验”,在挣扎后坚定的站在证人席为母亲辩护。这些都使得女主在审判中得以喘息。这种在女性困境中展现出的男性同理心,无疑令人动容。
(电影<坠落的审判>截图)
而如何认识北大映后争议的事实与背后的真相,正取决于个体是否具备“看见女性的深度与复杂性”的能力与视角。“看见女性”的过程也是在“寻找真相”。
03
事实和真相,哪个更重要
无论是《坠落的审判》中对于“成功作家”的审判,还是北大映后交流中对于“北大教授”的审判,二者形成互文,告诉我们一个答案,真相并非孤立的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与看待事实的角度相互交织与叠加。
正如《后真相时代》一书中指出的“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同样的事实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真相。我们如何去认知真相,取决于我们观察的角度、所处的立场。
(电影<坠落的审判>截图)
无论是影片中的“法庭辩论”,还是互联网“激烈争论”,都在诉说这一道理。无论动用怎样的媒介,录音、记忆、搬演推理、语言本身,都只是对生活真相近似的模仿,它最终抵达的不是客观真相,而只是在彰显每个人的主观倾向。我们往往执拗于情绪的幻想,只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侧面。
“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或许正是我们在观察社会议题时的两面镜子。女性可能更多看到的是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漫漫长路,而男性可能更多看到的是权力流失的焦虑与社会期待的沉重压力。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正是不同视角与经验的自然体现。
此前引发热议的综艺《爸爸当家》似乎为我们从两个视角看待家庭问题提供了佐证。这个节目中,传统的家庭角色得到了互换,妈妈走出家庭,承担起在外打拼的角色,而爸爸则在家“带孩子”。这样一种传统角色互换,为夫妻双方提供了换位思考的机会。
(综艺<爸爸当家>截图)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新浪微博直播中的发言更是深化了这一观点,她表示她会坦然接受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强调超越这个标签本身。在家庭环境里为什么女性会受到审视,在家务分配上女性是不是比男性更多。这些事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理解是最重要的。”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参与新浪微博直播的截图)
不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现实中,我们对真相的认知往往都需要一场形如“手术”的解剖。在他者的视角里,跳脱角色、跳脱情绪、跳脱私域,跳脱自我的困境,去解剖事实本身,去寻找答案的拼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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