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春节
作者|苇笺
《红毯先生》是这个春节档最特别的一部电影,正如上映前终极预告中所展示的那样:不是八卦片、不玩爆笑梗、不走合家欢,这些显然跟春节档常见的观影氛围相差不少。
上映两周前的一个周末,娱乐资本论在北京见到宁浩。采访过程中,小娱曾询问他对于这部电影与春节档匹配程度的想法,宁浩给出的回答是:“档期也是被塑造的,春节档也不都是合家欢,应该给观众看点不一样的。”
的确,这是宁浩、刘德华以及影片本身的一次冒险。
在最吸引普通观众的娱乐圈秘辛和刘德华往事的外壳下,宁浩想讲的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在人人都以自己立场出发的时代,每个人都很难理解对方。他用“孤独、忧伤”形容电影里的刘伟驰,一个努力想拍电影获奖的明星,找到拍农村题材这个讨巧的方法,但总是事与愿违。
电影中大篇幅的留白,是希望观众来填上的答案。但这种偏重作者性表达电影,或许最终的使命,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受众,真正完成戏里戏外宁浩都提出的最终命题:沟通。
“我想往回找找”
《红毯先生》的起源,是那个被大家熟知的故事:2005年,刘德华投资三百万给宁浩拍《疯狂的石头》,票房高达2500万,宁浩凭借此片声名鹊起。
当初刘德华投资前看中的,是宁浩在电影节参展的《绿草地》,他在电影中看出这位新锐导演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给他命题与拍摄的自由,为了这份自由,宁浩放弃了其他更高的投资,选择了刘德华。
那之后,宁浩一直想为刘德华拍一部电影,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表达。用宁浩的话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而华哥之前饰演的角色与他之前电影中的主角相差太远,“因为我太知道他是刘德华了。”
宁浩选演员,看中的是最适合演员本身的气质,而非“颠覆性”。在《疯狂的石头》前,黄渤出演的《上车,走吧》《生存之民工》,都是以市井小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宁浩发觉香港演员来内地演戏的风潮越来越盛,这个故事有了现实基底,再让刘德华演一个在此背景下的大明星,合理又新颖。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碰撞,电影与短视频表达的错位,故事有了自然生长的根基。
在采访中,他把这部电影称作是给华哥的一份礼物,但在这之外,《红毯先生》也是宁浩本人在视觉美学与叙事上的一次回归,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往回找找”。
早期的两部作品《香火》和《绿草地》都只有400镜左右,一方面受限于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他当时的美学追求。
这种极简主义电影在北欧有代表导演和作品,宁浩认为,这也与当地生活环境相关,“我们生活的环境在视觉上有时候太过繁杂,因此我们在镜头上简约的电影多,但在视觉上简约的电影少。”
除此之外,他也想和观众达成一种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灌输。“以前的‘疯狂’系列都太满了,其实没有留下太多给观众解读的空间,《无人区》可能有一点,但还不够。”
这也是他把《红毯先生》称为“优雅”喜剧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大众熟知的“疯狂”系列,这部电影有些太安静了,没有多余的配乐,没有浓烈的色彩碰撞和繁杂的多线叙事,也没有扭曲变形的角色和疯狂无序的行动。电影只用了380多个镜头,固定镜头居多,留白更多。有时镜头对准了一处,对话人在镜头外出声,画面里只剩下刘伟驰的反应。
刘伟驰去乡下考察,村书记给他介绍扶贫建设的房子,他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眼神复杂,关上车门离开。但房子长什么样,没人知道,只能自己想象。
在宁浩看来,“戏剧一旦建立之后,它会自己生长。虽然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也不能直接去搬生活的桥段”,因此,即便电影中有与娱乐圈真实事件很像的情节,他在创作时也并不知道原委,宁浩称这是一种“戏剧在自然生长后与生活形成的对照”。
就像片中不断往电影里塞人、要把电影拍成汽车广告的资方,宁浩自认没有遇到过类似状况,但“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傲慢无礼、横加干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或者说我们都当过乙方,也都知道甲方是什么样。”
沟通无效,没有答案
《红毯先生》的剧本写了一年,最开始,宁浩给编剧的题目是,“以刘德华为主角的,讲述大明星沟通问题的电影。”
在讽刺大明星、内涵娱乐圈、“创飞”所有人的外壳下,沟通的无效性,是宁浩最想提出的问题。
在影片前段,刘伟驰不愿沟通、拒绝对话,也因为一种执拗的认真造成不少误会:把养猪户送的杀猪刀丢进田里,养猪户认为他看不起农民,但他拒绝道歉;想展现敬业,不用替身骑马拍戏,从马上摔下来,被认为是虐待动物。
虽然以刘伟驰这个大明星为主角,但宁浩觉得,这种沟通困境是共通的。
电影后半段,刘伟驰身边的工作人员、网民、甚至普通的观看者,都成为影片中想要解构的对象。刘伟驰想解释骑马是他专业性的一种体现,但为他公关的人觉得这不重要。刘伟驰怪经纪人不帮他解决问题,后者转头就去拜佛,似乎并不当回事。
小娱将这些理解为“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但到了宁浩这,这仍然是沟通的问题:“或许这个经纪人所认知和理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拜佛,并不能指责他不够认真,这就是他认真的方式”,互相不理解的沟壑再次出现。
宁浩自己也加入进来,在电影中饰演一位有得奖野心的导演,在与刘伟驰的合作中反复重现沟通的无奈:导演想拍严肃题材,而刘伟驰想拍父爱。多轮沟通甚至吵架之后,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影片中,刘伟驰很爱玩魔术,宁浩觉得这是一种忧伤和孤独的行为:明星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自由出门,只能将更多时间花在自己与自己的练习当中。
来内地的刘伟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喊“老铁,666”,照做后误喊成“liaoliaoliao”,他想修正,却被夸赞“这个很好”,就像成龙大哥的duang一样,可以成为网上的热梗。
这种沟通困境有解决办法吗?刘伟驰在影片结尾骑的“平衡车”被视作一种选择。
在采访现场,宁浩的身边摆了一头仰着头的猪,他很喜欢这头猪在影片中的表现,认为这是他作品中内核的一贯延续:世界是荒诞的,一切没有答案。
这头猪,也是刘伟驰外化的“欲望”象征。当他有想拍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的愿望时,猪出现了。他把猪带在身边,当成宠物。最后“虐待动物”的危机出现,一片混乱中,猪跃上会议室的长桌,打翻一切,最后冲出扶手坠楼“自杀”,刘伟驰面临的危机也戛然而止。“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当一个混乱覆盖另一个混乱时,一切都解决了。”
当宁浩又一次卷入赛道
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之后,宁浩很长时间没有独立执导的长片作品。
《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他曾在《人物》的采访中称自己不知道要拍什么。“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也不是因为疲惫,而是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拍出来有意义,拍啥?世界上又不多一个商业片,又不缺一个商业片。”
如今《红毯先生》就是他给出的答案。它有商业片的配置:大体量投资,刘德华的加盟,在春节档上映。但它又不再像“疯狂”系列那样寻求更大众化的理解,虽然有“沟通”这个终极命题,影片还是更偏向作者的自我表达。
比起春节档常见的合家欢喜剧和视效大片,《红毯先生》显得十分特别,但宁浩还是想给观众多一种选择。他不认为爆笑或者笑中带泪是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电影可以有很多丰富的感受,作品就应该给人不同的感受和独特的体验。”
五年前《疯狂的外星人》同样征战春节档,票房不错,但口碑两级分化,宁浩对此也没有太多焦虑:“电影本来就是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这其实挺好。”
现在他最焦虑的事,还是创作,更具体地说,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花更多精力在创作上。
过去几年,他带领的“坏猴子军团”打造了多部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爆款,作为监制,他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发球者,而不是上场打球的人,为新导演提供创作建议,但也尊重导演自己的想法。
在采访中,宁浩透露,坏猴子72变计划,除了每年继续推进3到4部作品,还会继续扩大范围,搜寻大中华地区更多优秀的华语导演,“这个计划很快会实现,也许就是今年”。之前娱乐资本论采访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时,他也曾提到,72变计划并未设定周期性的固定目标,一切都遵循电影创作的自然规律。
宁浩成为最卖座的电影导演之一时,他说自己其实不想卷入赛道:“现在每个人都有落伍焦虑,每个人都在拼命往一条赛道挤,没完没了地竞争。我原来不做生意而做电影就是为了避开这些竞争,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迫卷进了赛道。”。
最后《红毯先生》还是卷入了春节档大战。
他也曾在采访中谈到,中国电影市场最需要的是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只是在全年商业氛围最浓的春节档,这种“奢望”看起来又很难。
但《红毯先生》仍然是一次值得的冒险,正如宁浩在面对“这部电影是否适合春节档”的回答:“什么东西格式化了都挺怪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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