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猬》：被卡住的人生怎样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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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等影视剧的热播，东北正成为大批观众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双雪涛、班宇、郑执、杨知寒等东北作家掀起的写作浪潮已经让这片土地被读者视为心目中的“文学热土”，近年来，东北作家们的作品也多次被改编，其中有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刺杀小说家》、班宇的《逍遥游》、郑执的《生吞》……

就在刚刚过去的院线暑期档，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被搬上银幕。电影由顾长卫导演，葛优和王俊凯主演，片名改成了《刺猬》，“刺猬”正是原著和电影里故事的发端——车流拥堵的街头，大姑父王战团正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这一幕正好被名叫周正的“我”撞见。

从指挥刺猬过马路这幕就可以看出，王战团这个角色有些特殊。王战团出生于1947年，19岁参军，因为一场运动变得不正常，他先是离开部队，再早早从工厂退休，不用上班，没有人管，小说里对他生活状态的描述是，“大部分时间里，他每天在家附近闲逛，用我大姑上班前按日配给的零花钱买两瓶啤酒喝，最多再够买包鱼皮豆。中午回家热剩饭吃，晚饭再等我大姑下班”。

王战团的“不正常”很有限，他只是无所事事，在行为举止上偶尔有些怪异，但这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他被周正妈看作疯子，必须时刻跟周正保持距离。他是周正奶奶口中的累赘，拖累了周正大姑一家人，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而在大姑看来，王战团绝对不能被送进病院，承认他有病就等于承认这个家有污点。为了解决王战团的不正常，大姑请过神婆，给王战团喂安眠药，直到最后才不得已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故事所呈现的便是一个略微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人如何在遭受非议的同时，被周围人用各种方式往回拽，因为不被视为健全的人，他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故事里，看上去唯一能跟王战团相处的周正同样是他人眼里不正常的那个，因为自幼患有口吃，周正被同学歧视，被父母拉着尝试各种办法，“在石景山的一间小诊所里，舌根被人用通电的钳子烫煳过，喝过用蝼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满碎石子读拼音表，一碗一碗地吐黑血”，口吃并未好转，反而导致周正成绩下降，多次留级。

原著里，郑执没有刻意强化王战团和周正之间的关系，并不试图营造一对边缘人在抱团取暖中对抗外界的励志感。这个以周正视角完成的叙述里，他对王战团有着更幽深和复杂的感受，这之中有像其他亲人表露出的疏远，有可能基于共同的“不正常”而来的吸引力，“我似受到一股熟悉的力量驱使……独自来找王战团”，对父母所作所为的恨也可能是周正跟王战团站在一起的缘由，这种对父母的恨进而延续成周正对自己的恨，“我恨这个家，恨我爸妈，恨我自己”。面对王战团时种种难以疏解的感受让周正矛盾的内心世界得以显露，他想要接纳自己，但时常又陷入自我厌恶。

小说里，王战团用“卡住”一词形容他的生活状态，“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但比起王战团在应对他人摆布时的坦然，甚至有时假装糊涂，周正似乎才是真正被“卡住”的那个，他表现得更愤怒、更敏感，当想要挣脱的姿势变得强烈时，他在“卡住”的位置上就会更痛苦，他的“卡住”是既不想被当成王战团一样的人，又不知道成为怎样的自己。

这也是小说和电影最显著的区别之一。电影里，一起频繁相处的周正和王战团变成了彼此支撑、对抗外界的同盟，少年在面对另一个跟自己相像的人时幽深的内心就此被抹平，他显得不那么“卡住”，他也在电影的里收获了一个逆袭般的光明结局，成为一名周游世界的海军。他不仅变成了正常人，而且算是正常人里“爬到尖儿”的一批。

在影片结尾，出海归来的海军周正跟母亲有这样一段对话——周正对母亲说，我就是王战团，母亲问周正，你能原谅我们吗？周正说，我不原谅。成年后的周正接纳了自己，也终于有勇气声明自己的态度。面对曾被伤害过的周正，母亲祈求原谅的话更耐人寻味，她在话语里流露的悔恨也好，服软也好，似乎都建立在如今的周正已经成为正常人的基础上，如果面前的周正还是那个口吃、留级、像她眼中的王战团一样无所事事的疯子，她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个看似以周正的成功画下完美句点的故事，并没有为所有像周正和王战团这样有缺陷的人许下一个带来包容和尊重的“光明未来”，它指出了这个群体必须要走的路：成为这个正常社会里绝大多数正常人要求你成为的人——跟他们一样的人，甚至要比他们做得更好。

原著里，郑执借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角色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当王战团的女儿王海鸥跟药房同事李广源相恋时，这个比王海鸥大八岁，在众人眼里离过婚、没孩子、混舞厅的男人并不受待见，以至于大姑一度要找李广源拼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花花公子”，在婚后生活中却逐渐表露出他好的一面，大姑的态度改变了，“广源啊，我看明白了，你不是坏人”。李广源在他人眼里的形象转变，戳破了这些“不正常人”身上的种种偏见，这些偏见并不能决定他们是怎样的人，该怎样被对待。也恰恰是李广源的存在让王战团身上的悲剧性更突出，同为被偏见束缚过的人，王战团到死也没有脱下他身上疯子、累赘、污点的骂名，他死在了精神病院，“早上护士给他盛粥的工夫，一扭头，脑袋已经搭在了窗沿上，像在打瞌睡”。

诸如王战团、李广源、周正这样的边缘人在郑执和其他东北作家的笔下都不少见。在首部长篇《生吞》里，郑执塑造了青年秦理，这个父母双亡、性格孤僻却智商超群的男孩在成长中遭受着歧视和暴力，即便在友谊里也被不公平对待。秦理最终成为一个如卡西莫多般的聋哑人，唯一能与秦理感同身受的同伴黄姝有着跟他类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遭遇，却在将近成年的一次意外伤害后选择自尽。最纯真的心灵似乎总是要在创作者笔下经历最残酷的拷问，在从天台坠落之前，替黄姝完成复仇的聋哑人发出怒吼，“那声怒吼，或者叫哀号，本应具有划破夜空的锋利，却像个濒死的生命一样无力，没有回响，转眼被黑夜生吞”。

郑执的《生吞》以两名青年对命运无望的悲愤结束，事实上，故事结尾那声消失在黑夜的回响传递出的是一代人的失落。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引发的下岗潮，无数曾端着“铁饭碗”的东北人都变成了没有工作、为生计发愁的边缘人。短篇《蒙地卡罗食人记》里，郑执写一位下岗后的父亲整日游荡在市场里找零工，“他戴了顶土匪帽，扯下来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双眼睛”。短篇《森中有林》里，机场驱鸟员吕新开和他的盲人妻子廉婕几乎可以视为秦理和黄姝的化身。《仙症》里周正的父母在双双下岗后开了抻面馆，这个细节就改编自郑执父亲的亲身经历。

凭借《仙症》夺得匿名文学赛的首奖后，以黑马姿态亮相文坛的郑执曾在演讲里提到过这个群体。在沈阳一个叫做“穷鬼乐园”的啤酒屋，许多东北人会在里面坐上一整天，喝得不省人事，“他们当然就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生计，失去了家庭，甚至被自己的亲人和儿女嫌弃，或者干脆就是孤寡了半生的最失意、最痛苦、最绝望的人”。或许，在郑执和东北作家这里，文学存在的意义不止是以虚构的方式记录这些消逝的人和事，它呼唤我们对周围世界敏锐的感知和同理心，也告诫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一刻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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