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经典纪录片《文明》的缘起：肯尼斯·克拉克感受到了“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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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BBC制作的电视系列片《文明》（Civilisation，又译作《文明的轨迹》），是第一部彩色艺术纪录片，也是“电视史上的里程碑”。《文明》由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Kenneth Clark）担任编剧和主持，1969年播出后，在全球范围热播，开启了利用大众媒体进行艺术普及的先河，肯尼斯·克拉克也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本文摘自肯尼斯·克拉克的传记《肯尼斯·克拉克：生活、艺术和<文明>》，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肯尼斯·克拉克（1903年7月13日-1983年5月21日）

我对《文明》的想法非常模糊，

其实就是一个主管试图在BBC二台建立彩色电视的想法。

我扣动了扳机，但没有引起爆炸。

——戴维·阿滕伯勒，2013年3月

1966年9月，当BBC二台的主管戴维·阿滕伯勒邀请肯尼斯·克拉克共进午餐“讨论一个项目”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13集电视系列能取得的成功。阿滕伯勒的动机是战略性的——在英国推出彩色电视。他担任BBC二台的主管已经有一年的时间，BBC管理层决定在这个新的“高雅”频道中引入彩色节目。彩色电视的名声很不好；它于1953年引入美国，在阿滕伯勒看来，这是一场灾难：“颜色过于鲜艳，各个设备之间的差异也很可怕。”BBC的技术人员一直在默默地努力以实现一个能让人接受的水准，与人们在电影院可以享受到的水平相当。阿滕伯勒的任务是说服人们购买极其昂贵的升级版625线标准的新彩色电视机。他决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说服人们和舆论人士，彩色是值得拥有的。我有一个构想，制作一部系列片，带领人们去观看西欧人类在过去两千年来创造的所有最美丽的绘画和建筑，把它们放在电视上，配上在那个特定时期创作的适当的音乐”。至关重要的是，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得到了BBC节目总监休·惠尔登（Huw Wheldon）的支持。

BBC高层觉得这个事毫无疑问应该找到克拉克。正如阿滕伯勒所说：“我需要的是能引起舆论关注和尊重的人——而K是显而易见的人选。我们没见过面，但他的声望令人生畏。我们家里有他的书，他是一位艺术史家，非专业人士也会读他的书。也有一些更年轻的主持人，但他们大多是现代主义者，这个系列几乎不会触及当代艺术——而其他被人们熟知的艺术史家都有德国口音！”

阿滕伯勒和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arst）（音乐和艺术副主管）邀请克拉克到BBC电视中心共进午餐，以推销这个想法。阿滕伯勒概述了他的计划。克拉克描述说，他正冷漠地吃着烟熏三文鱼，当阿滕伯勒使用“文明”这个词时，“一个灵光突然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从黑暗时代到1914年的欧洲文明史可以以一种具有戏剧性且在视觉上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后来说，他感到了过去在宗教书籍中被称为“召唤”的东西。这时休·惠尔登从门外冲进来，兴高采烈地问：“伙计们，聊得怎么样？”但克拉克已经从谈话中抽离出来，不再去听其他人的谈话。在他的脑海中，他已经想象自己站在巴黎艺术桥上，身处欧洲文明的中心。他在脑海中勾勒出这个系列，后来他声称，这一切都在那顿午餐中以最终形式出现在他面前。根据他的回忆录，午餐结束时，他已经同意做这个节目，而且他将独自完成——但从证据来看，这似乎不太可能。

午餐后不久，BBC音乐和艺术主管汉弗莱·伯顿（Humphrey Burton）写信给克拉克，建议采用BBC的方式：“我们希望你能担任这个系列的总编辑。我们希望你制定出这个系列应有的原则、确定要覆盖的领域等。”这封信被寄出的同时，克拉克也给阿滕伯勒写了信，表达他对这个项目的疑虑。首先，他说他“要审查每一个画面片段，可能还要编辑剧本”。在确定对素材的控制权之后，他指出，他雄心勃勃地想在70岁之前完成一些书；阿滕伯勒敏锐地猜到，克拉克的家人也持保留意见，但在信的最后，克拉克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并附上了“我如何构思节目的草图”。这份文件已经遗失，但我们可以通过泰特档案馆的笔记本了解到克拉克最初的步骤。他计划制作14集——BBC将其缩减为13集以适应三个月的档期。在早期，他在西班牙问题上的困境浮现了出来：他不确定是将教皇的罗马还是埃斯科里亚建筑群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中心，“这将是整个节目的完美焦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将西班牙排除在外的决定将导致西班牙人的不满。

克拉克对这个项目无法下定决心，他向珍妮特吐露：“我应该参与吗？这将意味着一年的工作（当然，我不用写所有的内容，只需要做计划，也许要介绍每一集）……这些节目将会是一个浓缩的世界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在欧洲文化标准正在被遗忘的时候，它可能有一点价值。”他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BBC本身，或者是他所说的“BBC的现行政策”。他指的是BBC在创新方面的声誉，偶尔还会有一些怪异的艺术节目，比如《显示屏》（Monitor），这是一个双周艺术节目，一些年轻的导演和主持人都在节目中崭露头角，尤其是肯·拉塞尔和约翰·伯杰。BBC的时尚让克拉克感到担忧，他害怕他的主题版本，不带任何流行的社会学观点，对一个年轻的导演可能会显得无望地过时——他几乎是对的。

克拉克的笔记本里有一个有趣的结尾：“告诫BBC，不是经济学历史，也不是政治理想……宗教将比经济在节目中发挥更大作用。”他确实勾勒了题为《现金关系》的一集——这与整个策划有出入：“但必须要在某个时候说清楚，《文明》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通过流动的资本才能得以实现。”这是对他的牛津大学老教师F.W.奥格尔维和G.N.克拉克的回应，但经济学最终没有在该系列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原因是克拉克对经济学知之甚少，正如他对汉弗莱·伯顿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忘记了我所知道的历史，但我似乎对视觉图像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些将真正成为我这个节目的基础。”尽管克拉克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个系列不会是一部艺术史，但故事总是要通过艺术来讲述。伯顿也试图让他安心：“我们对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不感兴趣。我们想要的是你的观点，我非常尊重你的观点，我不认为你说的东西有任何过时的地方。”

《文明》海报

对于克拉克来说，《显示屏》似乎太过实验性，但在BBC还有另一种新兴的模式。1964年，该公司已经播出了26集系列片《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由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解说，每集时长一小时，但里面没有作者的声音。真正的《文明》之父也许是莫蒂默·惠勒的迷你系列片《光荣属于希腊》（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1959）和康普顿·麦肯齐的《伟大属于罗马》（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1960），或者是克拉克本人为ATV制作的《神庙》（Temples）。这些节目代表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作者”系列的诞生。惠尔登和阿滕伯勒看到了未来，他们设想在《文明》中，每周都会有一位知识广博的讲述者出现在屏幕上，持续三个月。正如阿滕伯勒意识到的那样：“讲述者的出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视节目。其次，它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学术原因——我们急切地希望克拉克能对讲述的内容做出评价。”他指出：“《文明》系列虽然雄心勃勃，耗资巨大，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胆。那时候，BBC做了很多只有少量观众的节目，比如花费巨资制作长达数小时的歌剧。失败是没有惩罚的，所以它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大胆。广播三台多年来一直在做一些高雅节目，但没人在意。所有这些都是里思领导下的BBC。”这个系列的规模和预算前所未有，最初分配给每集1.5万英镑。

由惠尔登、伯顿和阿滕伯勒共同选择的导演是迈克尔·吉尔——克拉克在BBC里最担心的人。吉尔与《显示屏》的人关系密切，他也参与了很多著名的当代艺术电影的拍摄，总是渴望打破界限。正如他的妻子、女演员伊冯娜·吉兰（Yvonne Gilan）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是享乐主义者，非常左翼，属于核裁军运动组织，有使命感。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创造者组成的时尚的艺术世界里。迈克尔不认为有野蛮人入侵，而他自己很可能想成为那个打破规则的野蛮人。”吉尔对克拉克的想法的喜欢甚至少于克拉克对吉尔观点的赞同。他听过克拉克在《智囊团》和在爱丁堡大学（吉尔在那里读心理学和哲学）的演讲，认为他“冷漠而自满”。事实上，这两人的相似之处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多：他们都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童年；他们都很内向，都是知识分子和“左倾”的人。虽然吉尔是银行经理的儿子，住在肯辛顿，但制片助理戴维·海科克（David Heycock）回忆说：“迈克尔假装自己是工人阶级……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托派。”在BBC电视中心喝咖啡时，他被介绍给克拉克，吉尔感到了一种蔑视，而这种感受是相互的。他们第一次私下会面也没有那么成功：克拉克在会面中讲述了他的设想，即在演播室里进行一系列演讲，摄影机则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前往实地拍摄；而吉尔希望克拉克在每一个场景中都能出现在现场，以此来改变电视制作的方式。

克拉克向珍妮特报告了他的担忧：“叫我来的管理人员都很可爱，但是，唉，我的制作人非常让人反感——有种从《新政治家》通信专栏中散发出来的诡异气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也不想说什么，因为这会让人觉得我妄自尊大，但在我这个年纪、在人生这个阶段，和这样的人工作一年，可不是开玩笑的。我想我必须单独请他吃顿饭，确保我没有被误解。”克拉克和吉尔都向伯顿坦言，他们的合作不太可能会成功。吉尔请求退出这个项目：“我觉得克拉克资历太高，他的方式太死板。”同时，克拉克告诉伯顿，“我的风格和内容可能太古板乏味”，并建议：约翰·伯杰可能更能和吉尔有共鸣。伯顿把这种情况比作大熊猫交配的困难。

另一次会议被安排在奥尔巴尼，克拉克在会上向BBC管理团队概述了在巴黎拍摄开场镜头的计划，这在吉尔看来似乎很老套。他想要更具独创性的东西，并挑战了克拉克的想法。当通往卧室的双扇门被推开，“一个丰满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在门间摇摆”时，会议的气氛变得越发僵持。是想再喝一杯的简，她点了一支烟，又把它扔在了地上，然后斥责来访者：“我不希望你们纠缠他……K是个天才，是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他必须得到保护。”阿滕伯勒用尽所有沟通技巧来安抚她。

《文明》截图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克拉克给吉尔寄去了两个脚本，但吉尔拒绝接受，觉得内容太像演讲。这种权力斗争让惠尔登和阿滕伯勒感到惊恐。克拉克当然不习惯被这样对待——他不仅是个大人物，而且认为自己知道电视是如何运作的。是科林说服父亲再给吉尔一次机会：“爸爸，你错了……我了解迈克尔，他是最有想象力的人，再试一次吧。”最后一次“大熊猫交配”的尝试在萨特伍德进行。克拉克告诉珍妮特：“我的制片人打来电话说，他不喜欢我的前两个剧本，认为我最好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方式。我觉得很烦，因为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制订这个系列的总体计划，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方式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剧本也不差。总之，星期五他还是来了，反对意见并不多——或者是他失去了勇气，我不确定是哪种情况。他反对的核心是我的剧本不够个人化（我曾经觉得它太个人化了）。我告诉他，我不是［马尔科姆·］蒙格瑞奇，不会因为展示自己的观点和偏见而侥幸逃脱。人们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是：（1）信息；（2）清晰度；（3）人类的故事。这是我做了60多个节目后的经验。不过，有这种批评也是件好事，能让人认真起来。他是个不错的家伙，虽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而且是现代精神食粮的受害者。”

BBC开始为该剧组建一个优秀的制作团队。这个系列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太过繁重，彼得·蒙塔尼翁（Peter Montagnon）被任命执导其中四集。蒙塔尼翁是一个温和而有修养的人，克拉克形容他是“一个教育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诗人（以前是雕塑家，后来成了特工部的一员）”。第三位导演是安·特纳（Ann Turner），她只拍了一集（第四集）。她是团队中知识最丰富的，是负责后勤和剧照的一流技术人员。克拉克说她“给人一个女子学院高级导师的印象”。灯光和摄影组是《皇家宫殿》的“塔比”·英格兰德和肯·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成了克拉克在剧组中最喜欢的人：“他是一个艺术家，沉默寡言，孤僻独立。”“塔比”·英格兰德是“一个矮小健壮的人，留着整齐的小胡子，戴着一副角框眼镜，总是穿着一套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这与其他成员传统的、不落俗套的服装形成了奇怪的对比”。麦克米伦描述了他们被安排进剧组后的第一反应：“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另一个艺术系列节目。我们不知道它的规模和野心。一个关键的时刻是戴维·阿滕伯勒决定用35毫米胶片拍摄，这使画面质量提高了四倍，成本也大大增加。《皇家宫殿》是BBC之前拍摄的唯一一部35毫米彩色电影。”这一决定也让需要在欧洲各地运输的设备数量增加了数倍。克拉克最初问他是否可以请两位顾问，恩斯特·贡布里希和约翰·黑尔，三人在圣詹姆斯俱乐部共进了午餐。彼得·蒙塔尼翁记得“贡布里希出现在了剧本会议上，他的精确性非常有价值。K听了他的话，可能受到了影响”。克拉克与BBC的合同日期为1968年1月13日。他每集的片酬是800英镑，但在他抱怨了所有的差旅之后，最后八集的片酬涨到了1000英镑。与《皇家宫殿》相比，这个费用很低，但获得销售版税的可能性更大，在《文明》出版成书带来丰厚收益之前，他在这个方面获得了超过1万英镑的收入。

《文明》剧照

一旦迈克尔·吉尔和克拉克开始接受对方的要求，他们的合作就会变得融洽而有益。正如阿滕伯勒所解释的那样：“K足够谦逊，知道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录片类别……并最终制作出了吉尔和蒙塔尼翁想要的那种东西。我想，迈克尔和彼得给K的想法是，他应将如何被放置于画面中、什么时候他要移动、什么时候是思考的时刻；尤其是什么时候话语必须收尾，什么时候导演可以拍摄绘画、建筑、景观还有人的剧照，并让所有元素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与合适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得到最准确的效果。不仅仅是思绪中的停顿，而是一些有力量的东西。这些蒙太奇镜头成了这个系列最大的辉煌之一。”蒙塔尼翁认为克拉克“用电视术语说是一个有用的电视商品，但他的问题是举止太过做作，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希望K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故事开头有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三位导演被邀请到萨特伍德讨论计划，蒙塔尼翁注意到“简喝醉了，这让我们很担心。一个主持人和一个神经病妻子在一起，这会对这个系列有什么影响？我和我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妻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简非常难以捉摸，这是对的”。简认为自己丈夫的电视文本的重要性远远低于他的书，她认为《文明》是一个坏主意，并希望他能完成《母题》的写作。她决定捣乱，午餐快结束时，她宣布说伊丽莎白王太后最近来过萨特伍德，并给佣人们留下了丰厚的小费。但她没有提到王太后是带着一大群随从来的，而且还在这里过了夜。简提出的数额是20英镑，这是一笔大数目，没有一个客人能凑足这么多现金。当蒙塔尼翁提出开支票时，克拉克说可以接受，但简反驳说：“你最好小心点，K，搞不好是空头支票。”蒙塔尼翁后来回想起“这个小费事件，我们把它归结为她喝醉了。我们当时觉得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可笑了，当然我们也从BBC那里要回了这笔钱”。但他们还是对简的行为感到惊讶，正如安·特纳所说：“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有点过了。”故事中最离奇的部分是克拉克支持了他妻子的荒谬要求；他特有的骑士精神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公开反对她。

还有一个严重的争论——关于这个系列的标题。吉尔不喜欢“文明”这个词，而克拉克也不希望“艺术”这个词出现在其中——他认为这会让大多数英国人反感。他回到以前的做法，想把标题变成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但问题是，他不知道答案。他对文明的思考是消极的——他知道文明不是什么，但他无法给它定义：“文明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我寻找的不是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的文明。”“任何对文明的a priori（先验）定义都是行不通的。就像歌德做的那样，我们只能描述文明的发展，13世纪对礼仪的发现，17世纪对理性的发现，18世纪的宽容和对自然的热爱，以及19世纪的人道主义。”当他向珍妮特描述这一点时，他写道：“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创造性能量突然流动的形式呈现，它包括好奇心、流动性、信心和希望。现在要把艺术和建筑作品融入其中。”

作为这个系列的起点，他决定采用克拉克式的对立面，找到最野蛮的时代（在他看来是7世纪），并以此作为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基点。“我决心展现西方人是如何发现自己的，”他在采访中解释说，“我也决心要证明文明会因自身的不完美而消亡。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受到了一些书的影响，如克莱夫·贝尔的《论文明》，书中提出了文明意味着好的陪伴，意味着和你喜欢的任何人上床。”在他的笔记本里，他问自己“文明的敌人是什么？”，并将答案分为“外部”（战争、瘟疫等）和“内部”（僵化、疲惫、缺乏信心、绝望、瓦解）。正是关于后面这些问题，他在当代世界中找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响。这个系列节目充满了这样的警告：文明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崩溃的。凭借这样的思考，克拉克赢得了标题之战，但在日常工作中，他称它为“Civvy”，这是剧组采用的名字。

《肯尼斯·克拉克：生活、艺术和<文明>》，【英】詹姆斯·斯托顿/著 吕婧/译 吕澎/校，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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