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靠,观众,女性
Argoon
《坠落的审判》当然首先是一部女性电影。
这是茹斯汀·特里耶的主观划分,也是电影的客观属性。对这一判断的否定和撇清,即便是在这边,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在这边,早被证明是一叶障目或别有用心,会落得贻笑大方的下场。
特里耶作为导演以及编剧,赋予作品先天的女性作者身份。更进一步的是,在《纽约客》采访里,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亦称女权主义者),就跟外婆一样,至于困在夫权之下居家操持的母亲,则是她衡量自己生活所需的反面。
这些思想与立场,驱动她个人的心智塑形,也驱动她成为愿意并可以进行表达的创作者。
由此不难理解她在自己的团队里,既能肯定优秀的男性员工,也会为女性占据并胜任电工这类偏向男性的工作而倍感自豪。这种两性本质上的平衡、公允,事实上有注入电影的表达。
对于一位已婚已育的女性,创作牵涉婚姻、家庭的电影,可以很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一方面,这与女性主义有关,但不以女性主义为先行概念,乃至说教落点。另一方面,这不局限于她的亲身经历,还可以兼并许多女性的集体回忆和共鸣情绪。
就像是电影的女主角桑德拉,身为一位作家,很擅长在周遭生活里提取灵感与元素,虚实结合、若隐若现地重构人生,做出源于现实、超脱现实的表达。
包括桑德拉这个名字,特意跟演员桑德拉·惠勒保持一致,也是导演有意为之。她要在这个虚构空间,对演员的一部分真实存在进行截流。
这部女性电影有了这些基础,女性题材、女性主体、女性立场与思考方式,可以更自然也更强烈的呈现,而这实际上也会凸显出女性本身的弱势,以及言说的重要。
比如一说到女性题材,公众的直观认知在内地语境里,往往就是单一化、绝对化的婚恋、家庭、宫斗。即便标榜大女主标签,很多时候作品又甩不掉爽文思维,甚至需要刻意对恋爱保持距离,对雌竞作出遮掩,来达成所谓方方面面的无可挑剔。
说到底,依然有骨子里不够自信的谨慎和含糊,背后则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前因后果,而这些都是作品文本的外延,也是女性主义的反观参数。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内地需要宣传《坠落的审判》时,海报不仅「别出心裁」地减少尸体血量,而且落点是「揭开婚姻真相」。对电影的深邃思辨,可谓拿捏失准,但是对观众期盼,拿捏颇准。
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海报,落点是「看透人心」,但是果不其然不被重用,正如电影里这一层主旨,已经是下一个层级的理解。
《坠落的审判》的别有意味,就在于穿过、跳过大众的初级想象甚或「勒令」。背靠这类题材,主线却稍显惊世骇俗地,是围绕桑德拉是否杀掉丈夫萨穆埃尔的讨论。这是对女性背叛丈夫、家庭的审判,几乎暗含了绳之以法的热望,期待的方向并不会严格控制在伸张正义的范畴。
相应地,当中的女性主体桑德拉,放在西方尚且特别,更不用说置放在内地坐标体系里,那更是即便所谓大女主也无从近身的。
具体说来,能让她称得上特殊的女性特质,恰恰在于不那么女性。后一个「女性」,指的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比如温顺,主内,顾家。再上一层则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简而言之,就是对不平等的关系,自知、自甘且习惯。
在桑德拉的家庭里,接送、陪伴、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他抱怨琐屑杂事侵占了工作时间,因此无法跟桑德拉一样潜心写作,更没有办法获得本该是他但却被她得到的同领域成就。而且,时隔多年,他依然受困于妻子出轨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感性的他脆弱地向理性的她求救,但是不被听进去,且被有理有据地驳回,直到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相向的「传统」场面。
总的来说,男性的这种委屈可谓相当陌生,可这建立在传统男女分工乃至印象上,一旦把性别调转过来,不难发现那无非是传统女性的普遍处境。
已经出过几本书的桑德拉毫无争议地是个成功女人,而且,她成功,不靠姿色,不靠身家,更不靠男人。当兼具感知力、执行力的她被放到被告席上,赢取官司靠的是逻辑,保护自己靠的是刚强,那可是另外两种被认定归于男性的专长。
这个角色的触动人心以及饶有意味,就在于女性主体的特殊性。换言之,她要是男的,无趣之余,更无法企及这个高度,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影像、文字和见闻里,印证并加固了那种定势。
正因如此,桑德拉的立场,还有思维模式,赋予了角色以及整部电影繁茂的反思价值。不需要以推翻固有模式为目标,她本身就是一个杠杆,在那里,电影的境界直接往上撬。
所以还是要说,假如划掉「女性」与「女性主义」,甚至以丈夫为主,电影将会缺少许多层次,许多内涵,甚至无法成立。
这样的女性电影,在当下依然是相对稀罕的,无论是放在以戛纳口味为代表的法国,还是以奥斯卡审美为代表的美国,更不用说更加缺乏主体意识的东亚,包括内地,它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声音发出的困难与依然重要,也彰显了女性在处理绝望处境的不同。
它在内地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大概次于法国本土,而与美国大体持平,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期盼这部电影票房高,是希望电影将它的社会意义发挥到最大,真实地推动女性生活的现实层面发生转变。
当我们还在所谓市场规则下海量生产女性爽文,并以此标榜女性业已崛起的假象时,拍片还不多的特里耶已经在一遍遍敲打女性主义表达的边界。
说起女性主义,或者强调女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拐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且不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譬如单是提出女性,难免就会贴上男性印记作尖锐对比。
特里耶通过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模糊性,将两性从区别乃至对立中解脱出来。她还明确表示,女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
于是电影一边凸显女性超拔的主体性,也一边凸显女主在抉择过程中,叠合了各种与女性相关的复杂组成。像是妻子、母亲、作家、成功人士、语言障碍者、异乡客、双性恋、出轨者等身份,都积极参与了人物构建和叙事交融,借由多维立体的形态,持续对抗非黑即白的判断。
说得浅白些,正因为她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单一化个体,所以她会下意识地综合各种身份得失,做出一些大众始料未及或者无法理解的决定。
比如说,在面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和法庭控方的咄咄逼人时,她始终是在有理有据地辩驳、自证,而不是习惯性地怯场或谦让,等到谅解与救赎。
女人至此,连同外来人口、性少数群体等劣势,出轨甚或缺乏充沛同理心等劣迹,更是要置于被人群起指摘的位置。而又因为女人至此,她镇定自若地舌战群儒,可以成为某种女性主义的标杆。
这里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意思的前提。虽说桑德拉的存在,本身有在打破女性与道德完美的绝对挂钩,在混沌现实里破除情与理不必要时的纠葛,但她的「污点」,有些并不是污点。
双性恋就不是。文章最开头之所以先把「别有用心」摆出来,是因为内地院线字幕,拿它来别有用心地遮蔽原话里的双性恋表述。这不仅是影响观感和理解,也是长久以来的强加之罪,通过道德贬损,获取操控的权力。
法庭上利用性向进行攻击的控方律师,同样遵循了这样的内在逻辑。而且要看到,双性恋之所以必须先行明确,是因为那是丈夫作为异性恋无法进驻更无法操控的场域。
影片开篇,桑德拉接受女记者采访,嫉妒、不满的丈夫无法进入这个场景,于是通过喧闹的音乐强势宣示自己在场,且具备可以中断女性的威严,而且那首歌,恰是50 Cent对女性有所贬损的《P.I.M.P》。整个场景,已经为后续发展定了调。
出轨与之相比,性质自是截然不同。这里无意为此洗白,但是要加入一个背景,桑德拉短暂且坦白的出轨,前因是丈夫失责导致儿子失明后,不再与妻子有身体接触。桑德拉在争辩中对欲望的诚恳和对不被亲近、理解的再度崩溃,带有女性主义的姿态,也带有更多思考亲密关系、婚姻、两性、灵肉的层次。
立体的桑德拉撑起了电影的生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女性电影传统的被强加的二元视角。包括庭审片、悬疑片、恐怖片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巧妙搭配,无形中也借这些女性经常被轻视或剥削的类型,形成女性概念、女性意识的延续。
特里耶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拓展,还没终止。
她在这样的电影里,特意留了另一些「主角」的可能性,这与戏份多寡无关,但与视角相扣。比如十一岁的儿子丹尼尔,就可以是主角。
电影的创作缘起在于特里耶好奇十岁的女儿,会怎么看待父母。电影里尽是丹尼尔对父母认知的不断深入,而且他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后期积极参与现实构建并扭转乾坤的关键。他的「成长」,带有他者评判长辈与经验,评判外在影响力,评判女性主义及其价值的指涉。
与此同时,小狗斯努普也可以是「主角」。它具有必要的上帝视角,是唯一知晓真相的存在,而且是萨穆埃尔的镜像、幽灵,是被探寻者丹尼尔利用的对象,是失声者,也可以等同于真相、真理,承载导演的表意。
巧的是, 真相又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法庭不需要,角色不需要,它契合了全片高潮争吵戏里的位置,是桑德拉驳斥完丈夫之后的总结陈词「这就是真相」,只是没有谁会把电影的重心单纯落到此处,而且当剧情推进,就被迅速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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