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观众,出来了
国产喜剧让人笑不出来,这是近年来很多评论指出的问题。喜剧本来是最有票房号召力的类型,笑是观众的刚需,但这两年的喜剧为了安全,都跟观众的真实生活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不是搞穿越、超能力就是上太空,总之都在淡化现实,退缩到真空环境讲故事。纵向对比2022和2023年春节档,喜剧只是点缀,并非主流。(2022年,《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超能一家人》都被骂烂片;2023年,《交换人生》也没有讨论热度,《满江红》虽然集结了众多喜剧演员,但并不是喜剧。)观众对国产喜剧的信任已经快被消耗完了。(今年元旦档的喜剧《年会不能停》让观众重拾一点信心。)
今年春节档几乎每部电影都有喜剧元素,这在历年档期非常罕见。且似乎都在鼓起勇气回归现实:普通人的法律困境(《第二十条》)、想赢一次的宅女(《热辣滚烫》)、失意过气的赛车手(《飞驰人生2》)、荒诞虚伪的影视圈(《红毯先生》)。为什么仍被很多人诟病为“最水”春节档?把喜剧元素融入其他电影类型,与追求结构完整的纯喜剧相比,是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撰文|陈思航
从完整喜剧
到喜剧元素
喜剧真的失去拥趸了吗?随着春晚小品的口碑逐年下跌,人们对春节档喜剧的兴趣也开始动摇。在评论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需要喜剧”“看腻了喜剧”的观点。连创作者也开始打造更收敛的喜剧。在豆瓣、猫眼专业版等影视资讯平台上,今年春节的大多数影片都拥有“喜剧”的类型,但有趣的是,它们其实都“不够喜剧”。
电影《第二十条 》剧照。
看过这些影片的观众会发现,这些影片本质上都在利用不同的喜剧元素,导向自己试图深入的、非喜剧的叙事。而这些碎片化的喜剧元素,似乎并没有失去拥趸。普通观众并未根据喜剧的完成度、“够不够喜剧”来评价影片,毕竟无论是《热辣滚烫》(豆瓣评分8.0)、《飞驰人生2》(豆瓣评分7.8)、《第二十条》(豆瓣评分7.7),都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阶段性成功。附属在这些作品上、并未喧宾夺主的喜剧性元素,完成了它们的任务。
在今年的春节档中,创作者们开始放弃远离现实、结构完整、追求爆笑的喜剧,转而使用合适的喜剧性元素,聚焦于日常中的特定议题,这种现象也可以是喜剧的一种发展趋势。
我们甚至不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喜剧”,因为喜剧从来都很难被定义或分类。它可以幻化成各种不同的形态:诗歌、文学、影像、短视频、网络段子,许多人甚至认为《1818黄金眼》或《谭谈交通》这样的新闻创作也是喜剧。正是这种惊人的弹性和可塑性,让喜剧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活跃在不同的时代。
喜剧就像装满新奇玩意的工具箱,能让不同的创作者各取所需。在今年的春节档,虽然无人选择纯粹的喜剧,但其实所有创作者都在寻找合适的喜剧工具,试着达成自己的叙事目的。
在电影《热辣滚烫》里,喜剧发挥了对比的作用。贾玲用一系列配角的喜剧性,烘托主角的非喜剧。贾玲扮演的乐莹始终轻声细语,无论是最初的宅女阶段,还是瘦身成功之后,她都很少展示曾经常用的、夸张化的喜剧表演技巧。那些各怀心事的家人、狼狈为奸的闺蜜与前男友、半途而废的废柴昊坤(雷佳音饰),才是这部影片里更容易让人发笑的角色。
电影《热辣滚烫 》剧照。
一般来说,乐莹的肥胖形象,更可能在故事中背负喜剧性。在传统喜剧套路里,肥胖者更易受到“贬低式幽默”(disparagement humor)的攻击,这种幽默以攻击弱势群体为乐,它们的对象可以是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特定地域的居民,当然也包括肥胖者。主角们带领着观众,共同嘲笑故事里的肥胖者,一起享受他们的痛苦。就算是在喜剧以外的主流影像里,肥胖者形象的塑造也并未很好地反映现实。
美国传播理论家布拉德利·S·格林伯格(Bradley Sanders Greenberg)等人分析了影视作品污名化肥胖者的现象。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肥胖者在银幕形象中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在真实社会中的比例。这些角色的呈现都相对负面,他们一般是主角团之外的边缘人士,在设定上总是相对被动,而且在叙事中缺乏成长与变化。
然而,在《热辣滚烫》里,贾玲用成为主角、重塑自我的方式,将曾经针对肥胖的幽默,抛向其他角色和桥段。与此同时,她也围绕着乐莹这样的胖子形象,提供了相对正面的诠释,譬如它流畅地展示了肥胖者的情爱。在许多主流影像里,肥胖者通常具有性爱无能的特征,这呼应了许多评论的偏见:“贾玲胖成这样,凭什么和雷佳音谈恋爱?”然而,凭什么不能呢?影片并没有对乐莹的一系列恋情,设置那些服从于社会偏见的阻碍。
电影《热辣滚烫 》剧照。
当然,影片中的瘦身叙事与“励志”元素,依然遵循了部分刻板印象,譬如肥胖意味着自卑、边缘的生活,几乎无人给肥胖时的乐莹提供慰藉;而瘦削则象征着成功,象征着无人胆敢贬损自己的特权,在这种特权面前,乐莹嚣张跋扈的妹妹,和自以为高她一等的昊坤,都默默低下了头。不过从故事的落点来看,与“摆脱肥胖”相比,贾玲还是更强调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贾玲用他人的喜剧来烘托乐莹的坚毅,打造了胖子可以不受嘲笑的笑话——现在不必笑我了,笑笑别人吧。减肥占了全片很大比重,但她不想重复过去的贬低式幽默,如今的她,已经有权力展现自己觉得重要的叙事。
喜剧明星的讽刺,
讽刺喜剧的明星
在今年春节档的评论中,再度出现了对于明星形象的批判。无论是《热辣滚烫》中的贾玲,还是《红毯先生》里的刘德华,都受到了不少人的抗议,部分观众认为他们与底层仍有距离,他们的困境是虚假困境。电影作为关联着庞大资金的艺术形态,永远会受到这种责难。用电影批判资本,总是有天然的荒诞。
当然,这些具有明显现实指涉的作品,与合家欢的爆笑喜剧相比,更可能会受到这种批评。不过,正如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所言,在创作中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就注定要放弃一些东西。想要谈论现实,就要面对现实的回应。最后,这些关于形式与内容之得失的考量,会渐渐构成创作者的风格。
今年春节档风格化最显著的电影,无疑是宁浩导演的《红毯先生》。在这部影片里,喜剧明显被用作讽刺影视圈的工具。影片讲述了一个明星如何饰演底层、骗取观众与奖项的故事。它简洁的影像与迂回的讽刺,在这个时段显得格格不入,这是更适合电影节系统的作品。
电影《红毯先生 》剧照。
《红毯先生》确实在挑战院线,它一开始就没有参与春节档的分线发行闹剧。在《娱乐资本论》的访谈中,宁浩直言,自己期望“给观众看点不一样的”,这部电影的风格是刻意简约的,主题则是关于沟通的无效性。这部“不喜庆的电影”对院线的挑战,也是影片讽刺的组成部分。
与《热辣滚烫》一样,《红毯先生》的主角也在重新扮演自己。主流贺岁语境中的刘德华,是《恭喜发财》式的合家欢使者;但在影片里,他变得衰老、疲惫,无法理解年轻人的语言,也不想听取合作者的建议,一心只想饰演农村的贫苦角色,只为赢得奖项和声誉。
前者意味着沟通所有人的热烈喜剧,后者则象征着无法沟通任何人的苍凉喜剧。虽说后者的受众比前者少得多,但无法沟通的喜剧,确实也是春节的一部分:笑点尴尬的小品、找不到共鸣的父母、敷衍寒暄的亲戚……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春节也是布满虱子的华美红毯。
《红毯先生》全方位地展示着“重新扮演自己”的元素。刘德华扮演大明星刘伟驰,宁浩扮演导演林浩,没出现的成龙也在扮演陈龙。每个人物都具有多面性,他们不仅是《红毯先生》中的形象,也是现实中的导演与演员,甚至是这些人其他作品的其他角色。
影片中的许多笑点,都需要结合现实中电影创作与观看的环境。这种扮演特定形象,又在特定时刻超越形象、抵达现实的表演策略,在喜剧的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古希腊的新喜剧与意大利即兴喜剧中,都存在许多遵循某种成规的典型人物。这种规律在当代喜剧中也适用,情景喜剧顾问、喜剧表演指导斯科特·塞迪塔(Scott Sedita)就曾在《喜剧的八种人物》(The Eight Characters of Comedy)里总结了美式情景喜剧的人物规律。有趣的是,这些从古至今的喜剧人物,都不会严格依循规律,他们只是围绕着这些规律,把玩人物的游戏,不断在自己的形象与真正的自我间穿梭。
相声和脱口秀也常常利用这种技巧,在真实的事迹与虚构的玩笑间切换。与此同时,这些喜剧的观众既会沉浸地参与其中,也会不时被狠狠冒犯,不知那些笑话是在针对角色,还是在针对现实中的我们。
电影《红毯先生》剧照。
喜剧的这种深入的互动性,让它的舞台比其他类型更为开放。若喜剧自身的讽刺差点意思,观众自然会献上更丰富的讽刺。宁浩导演的《红毯先生》的讽刺,对如此庞大的受众来说,终究还是切口小了些,许多地方也未命中要害。正因如此,观众们自己在评论中排演了《红毯先生》下半部:导演赢够了商业红利,凭什么指点电影节江山?月薪六千的观众,为什么要听六千万片酬的大明星发牢骚?农村题材的真正阻碍,难道是片中这些小打小闹?
当各种角度的锐评蔓延开来,《红毯先生》的电影圈故事才变得完整,毕竟电影评论也是电影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喜剧这种最强调观众回应的类型中,评论显得格外重要。就算影片的票房低迷,甚至被迫换档,创作者也没有立场抱怨,这本来就是《红毯先生》要讽刺的现象——沟通的无效性。只是与其他的喜剧形态相比,电影的讽刺要昂贵许多。
喜剧与现实的互动
今年的贺岁档电影可能“没那么喜剧”,但喜剧性依旧存在,只是它们大多退居幕后,扮演着更微妙的角色。在《热辣滚烫》中,喜剧是对比的工具,他人的喜剧烘托着贾玲与乐莹的正剧;在《红毯先生》里,喜剧是讽刺的工具,那些声东击西的牢骚,不仅暗示了宁浩本人的观点,也在挑衅观众,呼唤更多针对这部作品与电影系统的批判。
在其他的影片里,喜剧性元素也转变成不同的工具,发挥着特定的效果。在电影《飞驰人生2》里,喜剧是一种限速器。影片前半部分的喜剧——张驰(沈腾饰)的自嘲、开老爷车的落魄、“巴音布鲁克的土”的荒诞——都是为了尽量把张驰这个主角压低,限制他的速度。在喜剧的氛围里,观众会慢慢觉得“这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也不过如此”。这样一来,当他在后段的励志赛车戏中完全解放,释放出反弹的力量时,观众才会受到更大的触动。
电影《飞驰人生2》剧照。
而在张艺谋导演、最高人民检察院参与制片的《第二十条》中,喜剧是一种调和剂。那些家长里短的斗嘴、跟妻子与前女友的三角关系,都让韩明(雷佳音饰)这个检察官形象变得没那么“完美”,更加平易近人。张艺谋没有让他始终在检察院的空间里保持严肃正经,而是将他放置在柴米油盐的生活里,经历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琐碎日常。所以他在最后普法的时候,更能让人产生共情。在这种主旋律题材的作品里,喜剧性能够强化人性的印迹,能够在冰冷的法条中融入温情。
在春节档常客《熊出没》系列里,喜剧始终在提供一种庇护所。熊大、熊二和它们代表的自然丛林,始终对立于纷乱的城市社会,为光头强提供永远的慰藉。这种关注自然的传统,在喜剧史里其实也有深厚的渊源。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作为现实避难所的自然。
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指出,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自然世界,是涌动着爱与生命的仙境,为观众提供纾解、放松与梦想的出口。因此,当今年的《熊出没:逆转时空》削减了自然戏份,用大量笔墨描绘光头强的城市社畜生活时,许多观众都表达了不满。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概念、模仿超英片的戏仿喜剧,似乎显得离自然太远了。《熊出没》的观众更期待的,可能是远离城市的狗熊岭,以及那种更为简单、纯净的喜剧。
电影《熊出没:逆转时空 》剧照。
在不同的创作者手中,喜剧可以被塑造成不同的形态,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它可以传达尖锐的讽刺,营造和睦的氛围,提供庇护的梦境。而在适当的时刻,它也可以随时离场,让位于其他的立场与观点。毕竟现实也不过是一场可以被反复喜剧化的游戏。
英国文学教授马修·贝维斯(Matthew Bevis)在《幽默感》(Comed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里总结了喜剧的叛逆:“喜剧总是希望稍微玷污一下神灵、废黜一下父权、撼动一下既存的事物。”这句话其实也体现了喜剧与现实的关系,解决现实的问题不是它的责任,它只需要稍微挑逗、调戏一下现实。
那些见缝插针的喜剧化元素,可能与结构完整的喜剧同样重要。对于更现实的议题来说,喜剧化有许多好处,譬如重估问题的重要性,提升理念的接受度,或是寻找其他的思路与方向。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陈思航;编辑:荷花;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本文来源系统网络数据抓取,如不想被抓取传播,请告知删除并停止抓取传播,谢谢
特别声明：本文为城市头条城市号作者或机构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城市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城市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版权声明：版权归著作权人，转载仅限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来源标注错误侵害了您的权利，请来邮件通知删除chengshitoutiao@139.com，一起成长谢谢
欢迎加入：城市号，开启无限创作！一个敢纰漏真实事件，说真话的创作分享平台，一个原则：只要真实，不怕事大，有线索就报料吧！申请城市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mp.chengshitouti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