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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央视播出的两部都市情感剧《时光正好》和《小夫妻》，都将“中产阶层中年失业”作为展现情感关系变化的重要故事情节，暑期档院线电影《逆行人生》也用了相同的“中年危机梗”，然而，收到的观众反馈却褒贬不一。
有的观众无法共情这些主人公们的“失业”，有的观众则从“中产阶层跌落社会底层”的设定里品出了“贩卖焦虑””……聚焦社会热点，紧跟时代现实，一直是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特色，为何聚焦“中产阶层中年失业”的影视作品却很难真正打动观众？
中年危机必失业，现实题材喜提“新话题”
紧跟时代热点的现实题材剧，虽然在人设和故事风格上一直与时俱进，但在故事主题方面却相对保守。“婆媳矛盾”盘桓都市情感剧20多年，现在依然被乐此不疲的用来给男女主的婚姻生活添堵；“出轨”更是女性成长剧、婚姻家庭剧的标配，形形色色的极致“小三”甚至一度担起“话题”的重任；亲子教育也一度成为都市家庭剧的重点挖掘话题，从幼升小到小升初，从中考到高考，覆盖了林林总总的育儿焦虑和代际矛盾。
还有都市题材剧永远也不会疲惫的重男轻女、催婚催育、北漂沪漂等议题，一直以各种形式长情地“陪伴”观众。
自从前几年的“大厂裁员”风潮后，“中年失业”就在近几年快速崛起，成为现实题材的重要矛盾催化剂。有人调侃道，中年失业后的出路要么是“铁人三项”——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司机；要么是“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或者是“创业三部曲”——摆摊、开店、自媒体。
取材于生活的现实题材，显然更偏爱“铁人三项”。早在2018年播出的《小欢喜》里，原本是公司管理层的男主方圆失业，不得已开起了网约车；今年年初播出《时光正好》里，男主李临原本是IT业技术大拿，失业后在小区快递站过渡，做起了分拣小时工；在暑期档电影《逆行人生》里，同为IT男的男主高志垒在失业后化身外卖小哥，开启骑行人生。
让原本高收入的男主在压力最大的中年失业，又让他们因年龄问题不得不从事体力工作，由此展开的剧情在不同主题的现实题材作品里，都能带来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在聚焦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都市剧里，男主的失业可以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比如在《小夫妻》里，男主失业后成为“全职奶爸”，女主外男主内的关系下，双方在婚姻中的主导权也因此转换，为夫妻双方关系失衡埋下隐患。再加上奶爸和丈母娘之间因育儿理念差异而展开的代际矛盾，以及女方专注事业之后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等等。因男主失业后居家带娃而引发的种种矛盾堆积在一起，一度让这对小夫妻婚姻破裂。
在展现人物成长的现实题材作品里，“失业”带来的阶层滑落，不仅能让原本体面的男主展现出脆弱而卑微的反差一面，转换职业赛道后艰难的成长环境也是展现男主人物弧光的最佳规定情境。而男主身份转换之后周围人的态度，既能凝聚人情冷暖，又能折射社会百态，给主创们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
除了能在创作上带来戏剧冲突，“中年失业”作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也有着天然的话题属性，非常容易切中中年观众敏感的神经，并在大众关切下形成热点话题讨论。
然而，看似“万能”的“失业梗”，想要获得观众认可却并不容易，大部分剧里的“中年人失业”都难逃“悬浮”和“贩卖焦虑”的质疑。主人公们的“失业”为何无法让观众共情？
中和“戏剧化”的解药，或许是“人物讨喜”
观众质疑“中年危机梗”不够真实，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原本属于高收入人群的中产阶层，却在中年失业后只能从事准入门槛较低的“铁人三项”。打拼多年的主人公们不仅没有在原有的圈层积累下有效资源，其能力才华也因年龄问题被粗暴抹零，这样常态化的设置，让很多观众质疑不够真实。
观众的质疑不无道理，这种遭遇并非大多数中产阶层中年失业者的共同际遇。但不可否认的是，将这种阶层滑落的主人公们放置在真实社会中，一定能找到大量真实案例来支撑。以极端个例为素材来创作故事，已经成为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的常态。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极端的案例故事性更强，为主创们带来的创作空间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戏剧化的经历更能引发大众热议。
就像现实题材里曾风靡一时的原生家庭问题一样，并非每个家庭都会经历这种极致问题，但主人公们一旦有这种遭遇，就能轻易调动大众的情绪。
然而，让中产阶层的中年人失业后“转换赛道”，为何要比让他们“出轨”更难让观众相信？首先，在大量出现中年危机的都市情感剧或都市生活剧，其主流受众为女性。对于女性观众来说，角色际遇可以戏剧化，但前提一定是人物要足够讨喜。
削弱男主的职业线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增强女主“搞事业”的爽感，但翻开所有受到欢迎的“女A男O”女频剧可以发现，男主可以在情感中处于弱势，其本身的“硬件条件”必须和女主匹配，甚至在物质方面要优于女主。说白了，让女性观众喜爱的“男O”只能在情感关系中卑微，一旦现实条件不够优秀，会被观众认为配不上女主，自然也无法取悦女性观众。
所以在处理男主“阶层滑落”的问题时，《时光正好》更为明智。一方面，男主原本才华卓越，在大城市更好的职业前景，却主动选择为爱抛弃前途，心甘情愿追随妻子在小城市就职，即便是失业后在“快递站”打工，也只是暂时过渡状态。另一方面，男主虽然事业不如意，但在情感中为女主提供了充分的情绪价值，这种情感上的宠溺也能增加男主的苏感，从而提升男主的魅力值。
那么，在以男性视角展开的电影里，其目标受众并非女性，为何观众也很难接受并共情“男主从中产跌落的际遇”？答案也很简单：不管主创们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故事对高收入群体生活状态和底层职业生存状态的极其鲜明对比的描绘，都会让大多数观众感官不适。
现实题材从不缺乏针砭时弊之作，但不管是对中低收入职业的犀利剖析，还是对职业鄙视的尖锐探讨，都不是讨喜的影视元素。对于当下反对权威、拒绝标签化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只是谋生的工具，相比外界的俯视或怜悯，他们更需要平等的尊重。
对苦难本身的刻画并没有错，但浓墨重彩刻画特定职业从事者的卑微，不仅无法慰藉人心，缓解焦虑，还有可能会加深大众对这一职业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影视作品或许有一定的艺术高度，却缺乏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属性。
对于这类作品来说，观众抵触的不是作品对“中年人失业危机”的描述，而是裹挟在这一议题下，过于尖锐而沉重的阶层分化和职业偏见，即便是能让部分观众感同身受，也有可能被冠上“歌颂苦难”或“贩卖焦虑”的标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年危机”就一定“不讨喜”，现实题材最大的魅力正是与时俱进记录时代特色，描摹当下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中年人失业危机和在职场中因年龄而受到职业歧视的现象只要客观存在，就有被影视化的价值。
但影视作品的出口是观众，只有符合主流审美的表达，才是有效输出。尤其是面向主流受众的现实题材，人物讨喜，故事真实，主题积极，才是作品被市场认可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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