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第二季,一直没跪
重生之回到一个没有杜甫、曹雪芹的时代：
撰写“红楼梦”，一时洛阳纸贵；京都诗会，以杜甫《登高》暴得大名；祈年殿背诗三百篇，一夜之间成诗仙。
这是范闲开挂人生的冰山一角，也是《庆余年·第一季》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
等待五年，《庆余年·第二季》终于来了。
集齐九成原班人马，实属不易；开播当日，“剧王”称号屠榜各大平台，声势十足；铺天盖地的热搜之下，是名副其实，还是对剧粉之深情的一场辜负？
剧集播出近三分之一，已可看出一些端倪。
壹
第一季的范闲，面圣时不跪，不想也不愿意。庆帝以慈父的姿态宽纵了他。整季故事，范闲便是站着，于诡谲的人心和狡诈的权力场中，化解危局，洞彻身世。
第二季来了，范闲在返国途中，遭受二皇子胁迫，设计假死脱身，回到京都。他的假死，于庆帝而言，是欺君犯上。而要想破局，需冒死面圣，得其宽宥。
于是他潜入皇宫。只是这次，他跪下了，姿态降低，力陈原由，顺便表示忠心。几集之后，庆帝家宴，他列席其中，再次下跪，请求庆帝惩办奸佞。
第一季的傲骨，被第二季权宜的、示弱的、无奈的、可悲的皮肉包裹起来。
范闲连跪两次的样子，狼狈又丑陋。他寄望于皇帝能够惩恶扬善，大公无私。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逢迎，就是一种认知混乱。而这种混乱，也正是剧集前几集饱受争议的主因。
以编剧王倦为主的创作团队，喜欢在庙堂江湖之间，掺拌进喜剧的佐料，在严肃宏大的叙事中，冷不丁地填入谐谑。
编剧王倦，图据视觉中国
第一季的喜剧角色：市侩惧内的王启年、憨呆爱钱的范思辙、油滑嘻哈的辛其物、跳梁小丑郭保坤等，令全剧增色不少，中和了权谋剧本身的残酷与沉重。
第二季，主创有意放大这一优势，于是搞起了全员喜剧人的声势：
开场，范闲身死的消息传回京都，庆帝狂奔，一个老谋深算、不怒自威的帝王，“毁”形象出场，虽自带喜感，却被视为OOC（Out Of Character：角色做出了不符合原著作品设定的行为举止）。
帝王尚且如此，第一季端庄、恭谨又饱含“不伦”心事的太子，到第二季直接放飞自我：变得像个市井流氓，玩起了装疯卖傻的套路，嬉皮笑脸又挑眉弄眼，在母亲寝殿脱鞋放松一段，过于活脱做作，甚至癫狂。
二皇子的形象未改，但为了实现喜剧的“雨露均沾”，《狂飙》中的冷血杀手“老墨”来到此剧，化身二皇子贴身护卫，他的憨气、楞气与自诩要考功名的书呆子气，确实制造了“范闲的灰”等热梗。
王启年的喜剧定位至关重要，第二季为了加大他的喜剧量，搬出了第一季从未露面的妻女，还玩起了“伦理梗”，女儿叫“霸霸”，父亲叫“小年年”，以及编剧过分突出“惧内”情节，反复调侃，生怕你不笑。
其他戏份不多的角色，也都在专心致志地搞笑。北齐公主的社恐和强壮镇定，随行侍女受惊掉了宝剑（类似相声中的“掉凳”），抱月楼花魁上演最强打工人，三皇子扮演可恶的“甲方”，以及夸诞的群演在祭奠、模仿范闲时，表现出来的喜剧氛围，完全溢出了正常的尺度，而近于大型小品的联欢感。
这种完全的、疯癫的、不惜毁坏第一季人设的喜剧营造，过于泛滥，且多数已经脱离了范闲的觉醒与成长、京都的权谋与斗争这条主线，独立于范闲而存在，像是为了喜剧而喜剧，强行挠观众的痒痒。
于是，假死欺君，这个衔接两季的重要情节，变成了一场轻飘飘的游戏。范闲的布局与破局，也变成一个乏味的玩笑。最终削弱了权谋的观感和人物的成长空间。
《庆余年2》前三集之弊，就在于过分倚重喜剧，想以此讨得观众欢心；殊不知，观众喜欢喜剧不假，但需张弛有度，否则只会感觉到“尬”。
贰
范闲的两次下跪，埋伏着两个情绪。
第一次下跪时，他面前有一只瓢虫。瓢虫无法翻身，六只脚慌乱摆动，像是受困的囚徒。范闲一边向帝王慷慨陈情，一边关注瓢虫，还用手拨正它。
这是编剧的技巧，以瓢虫喻范闲，从受困到起飞，表示欺君之局已破。此外，瓢虫还有一个作用：它破坏了这个凝重肃穆的场合，让下跪成了儿戏。
因此，他只是身体跪了，精神还站着。
第二次下跪，他再三呈请皇帝铲奸除恶，不被准许。皇帝走后，范闲满脸悲愤，缓缓起身，蔑视皇子，一走了之。
这次跪，打破了对帝王的幻觉。此后，他不再倚仗皇权，而是与之周旋，用自己的方式来匡扶公理大道。
从儿戏的下跪，到悲愤的下跪，暗示着范闲的觉醒和成长。
在那之前，他只是一枚棋子，参与《庆余年》中六个“父亲”摆弄、算计与争斗的棋局。所谓六个“父亲”是指：亲爹庆帝，养父范建，教父陈萍萍，岳父林若甫，师父费介，舅父五竹。
在这些权势熏天、智谋无双、武道巅峰的父辈的庇佑下，范闲得天独厚，应有尽有，实乃古往今来第一“爽”角。但他仍是一枚棋子。所有的作为，只是父辈们推波助澜的作为。
直到北齐归来，经历假死风波、抱月楼惨案、告御状无效后，范闲的膝盖再也跪不下去了。他明白，作为棋子，无法左右棋局；只有成为棋手，才能与父辈们平起平坐，在诡谲的朝堂伸张正义。
自此，范闲开始审慎地“相信”部分父亲，“考察”部分父亲，“反对”部分父亲。这是他的成长，也是第二季的叙事核心。
而这种成长的实现，恰恰来自于对喜剧的背叛——即目前剧集所展示的两个悲剧情节。
一个是卖菜翁老金的故事。
老金被宫中太监压榨，欠下巨款。女儿为偿父辈，甘愿卖身“会员制”青楼。老金得范闲帮助，入青楼看女儿，出来则惨死街头。
命如草芥的卖菜翁，正如第一季殒身的滕梓荆。在皇子贵族和权谋算计中，他们并不比一只蚂蚁尊贵，可以毫不费力、毫无愧怍地打死，抹除。而后，他们还会诧异于范闲为何要为这些升斗小民、普通护卫与权贵为敌。
老金之死，是对叶轻眉所立碑文的蔑视。她和她的儿子范闲，拥有现代知识和人权理念，希望法为民而立，人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世间再无欺压与冤屈（猫腻原著的碑文更为激荡：人人皆可为王）。
守护碑文，就是守护一种良知与信仰，这抹理想主义色彩，才是大众期待的《庆余年》式的亮色。
老金之死，刺激了范闲。剧集从浮皮潦草的喜剧联欢会，迅速推进至权谋主线。真正的爽文，并不停留在身份、地位、财势与婚恋；而是悲生民之苦，悯众生之弱，于是奋起抗争，将悲悯化作力量，与天斗，斗那权势与不公。
之后出场的邓子越，是另一种悲剧。曾经，他有血性，为举报军营贪污，杀出血路，誓死上报；入职鉴察院，不媚上，不欺下，不苟且，孤勇刚直，除恶务尽。
可是久浸官场，那个“世间多不公，以血引雷霆”的青年，终于被磋磨到必须和光同尘，才能稍微做点事情。中年的他，终究跪下了。而范闲，发现并理解邓子越，他需要唤醒这样的刚正之臣，组建一个“正义联盟”，以剜除那陈腐溃烂、骄横顽固的权势之疮。
范闲有数个“父亲”，做他靠山，故而成事；此后，他将成为邓子越这种骨鲠之臣的靠山，护住他们，护住法度天理。
这正是从棋子到棋手的进化：在挣脱“父亲”的影响后，独当一面的范闲，将挺直腰杆，站着把事儿办了。
叁
举凡爽剧，各有各的爽。
要么宫斗剧里，宠冠后宫，甚至独断乾纲；要么权谋剧里，算无遗策，进而摆布朝堂；要么穿越剧里，降维打击，如开上帝之眼；要么武侠剧里，有奇遇或血脉，修成武道巅峰；还有男频感情剧，则是桃花不绝，如帝王般坐拥佳丽三千。
而《庆余年》，对以上几种爽，兼而有之；它是爽剧的集大成者。
宫斗方面，范闲不输，斗倒一干皇子，最后推举自己的徒弟，也是兄弟，三皇子，承继大统；
权谋方面，范闲在他这一代，无人能及，常常出奇制胜，在各个充满心眼的皇帝皇子之间，游刃有余；
穿越方面，连曹雪芹和杜甫的作品都能拿来“用”，实在是欺负那些苦读的书生；
武侠方面，他的功夫不足以称霸天下，但足够防身，关键是两大“保镖”：一个带镭射眼的机器人，一个握有狙击枪的妹妹，谁人能及；
感情方面，从女帝王、宰相之女、武道女高手、女花魁，个个花容月貌，对范闲怀有难舍难分的情愫。
爽剧元素，应有尽有，且几乎都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庆余年》的叙事结构，和《琅琊榜》的“梅岭血案”、《甄嬛传》的“纯元阴影”一样，埋伏了一条无所不在的暗线——叶轻眉的历史与作为，使得剧集始终保持充分的悬念，并且隐隐地将“男频爽文”置换为“大女主叙事”，亲近了部分女性观众。
此外，不得不提主创团队的喜剧风格，创造了一种亦庄亦谐的效果——尽管《庆余年2》前几集，喜剧过于喧宾夺主，但后续的喜剧，比如范闲设计，令戴公公当众贿赂他，以此倒逼都察院查贪，其中谣言传到，老迈的戴公公认了范闲做“干爹”，讥讽力度拉满，实在令人喷饭。
能融合这么多爽点而不至于迷失，甚至给人历史正剧的爽感，就在于《庆余年》那块“人人生而平等”的碑，并且它不是悬浮的招牌，而是内化成了范闲的准则与信仰，行动与理想。
悲苍生，悯孤弱，以螳臂之姿，当权贵之车，这才是最高级的爽文大男主，重生之范闲版“包青天”。
文/李瑞峰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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