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上海,故事
没有方言的《繁花》,必定寡淡无味,也就不是上海的那个《繁花》了。
撰文丨任大刚
中国当代影视剧在讲述的当代故事时,有个独特现象,在数百座有名有姓的中国城市里,能够指名道姓,不时作为故事背景地的城市,大概不会超过5座。大量影视剧的故事背景地,都是“滨海市”“滨江市”之类的虚拟捏造地名。
上海大概是这5座城市里,经常可以作为故事背景地,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事背景地的城市。
有名有姓的故事背景地,使创作表达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拓展。
近者如《繁花》,堂堂正正的方言,真真切切的地名,作者便把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栩栩如生呈现在读者面前;远者如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等,地名和方言水乳交融,你不用看史料,就可以身临其境四川保路运动的民间社会。
《繁花》只是,也只能是上海的故事,哪怕你把它放在最靠近上海的大城市苏州,也不行。《死水微澜》也只是成都的故事,你把它放在重庆,同样不行。这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故事。
▲电视剧《繁花》剧照(图/豆瓣)
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周星驰的片子,粤语版和普通话版的很多笑点并不一样。语言,是思维和行动的内核。
杠精同志会说,好莱坞不也在购买别国故事进行拍摄么?我只能说,人文艺术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更多是趋势判断,全称判断不多的。我只是在说明其中一种现象而已。
交代完《繁花》方言写作(及影视)的特殊之处,我才能来谈谈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所看到和理解的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
1992年初秋,我第一次走出成都平原,第一次走出四川,第一次坐着火车进上海,虽然自信按照课本上学习的地理及地图知识,能够自己找到学校,但心情还是忐忑不安,甚至有电视剧《上海滩》带来的一丝丝恐惧,因为早到一天,没有人在火车站接待,得自己摸到学校。
一下火车,热浪扑面,顷刻之间大汗淋漓。刚走出火车站,一个中年男人迎上来,用蹩脚的普通话问道:来上海上大学的吧?我不置一词。
他又继续问,是哪个大学?给我15块钱我送你过去。我虽警惕,但也不相信他会把我这个男的怎么样,再说,我的钱都缝在内裤上,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还能扒了我的裤子不成?
学校的报到资料上说,到学校要转两三次公交车,麻烦自不待言,再说行李也很重,也没有打出租车的经验。于是我勉强答应。
我以为他会有个三轮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其实没有。他要我交了钱,然后领着我七弯八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公交车站。两人一起上了车,他要了我5毛钱,帮我买了票。
图/网络
两节头公交车开起来摇摇晃晃,大中午天气炎热,车里也没有空调,拥挤不堪,人声鼎沸,此起彼伏,但我一句都听不懂。
语言如一道玻璃幕墙,隔绝彼此。此前从未听过上海话,也没有听过吴语,置身这种环境,孤独感扑面而来。
向车窗外望去,街道两旁除了成片成片的低矮房舍,也零零星星间杂一些几层高的楼房。这个街景,跟我们的省会成都没什么两样。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上海滩?反特故事片中那个灯红酒绿的上海呢?我甚至有些后悔来上海。
也不知道公交车停靠了多少站,那个带路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下车了。我于是提着笨重的行李,跟着他下了车。
他带着我找到另一路公交车,等一会又上了车,坐了一两站,又下了,找到另一路车,向我交代说,只剩下两站了,让我自己乘车过去,然后就走了。
图/网络
我有一种被人占了便宜的感觉。
果然,我自己坐车,错过了一站,只好倒回来走了一站地,满头大汗,累得气喘吁吁。
这是接触的第一个上海人。他应该没什么正式工作,就是成天蹲守在火车站混口饭吃的底层老百姓。不过一算账,他每天只要有几单生意,每个月的收入应该跟大学教授不相上下,想想也是蛮惬意的。
这就是那时候上海人给我的第一印象——脑子灵活,肯吃苦,会挣钱,有些小小的狡黠但有底线。
我提着笨重的人行李,不用刷脸刷身份证,也无人查问,就堂而皇之进到学校。校园里很安静,我打算到办公楼里去问问,应该住在哪个宿舍楼。
林荫道上,恰好遇到一位雍容的中年女士,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蔼地问我,同学,你是新同学吗?我用蹩脚的川普回答说,是的。她又问,是哪个系的啊?我回答说,是哲学系的。
这位老师更亲切地说到,我叫欧阳萍,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带你去找你们辅导员。
一路上,欧阳老师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并交代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
这是我接触的第二个上海人,她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学校的基层干部,尽心尽责,热心助人,给人一种相处起来很舒服的感觉。这大大舒缓了我对这座特大城市的恐惧。
沿着校园小径,走了数百米,到了一座宿舍楼下,欧阳老师远远地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挥了挥手说,小郁小郁,你的学生来啦。
被叫做“小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大眼镜,端详我一秒钟,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叫出我的名字,并做了自我介绍叫郁振华,是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已经看过我们全班同学的档案,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特征——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的特征在上下几届的同学里,果然是比较鲜明的。
郁老师是我接触的第三个上海人,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正气、睿智、一丝不苟、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人做学问,对我们这些学生持续着二三十年的关怀,对我们这些远方的游子产生一种类似于“家”的向心力。迄今为止,他取得的那些个“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之类世俗名头,皆不是形成我对他崇敬的原因。
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
我的朋友陈季冰老师也是上海人。有一次,我们看到有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站在那里,我对季冰老师说,那几个人里,只有那个上海人不是油腻大叔。季冰老师深以为然,并把我的这个看法转述给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深以为然。
上海人的特点,是比较鲜明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上海人口从800多万增加到2400多万,上海方言已经从主流变成了边缘,普通话一统全城,个性就有了泯灭的可能。就此而论,《繁花》似乎有些语言化石的意义了。
我不希望,一种文化随着其语言的消失,被逐渐稀释,最终消失。
所幸,上海还有它立体和复杂多元的文化个性。《繁花》这本书并不薄,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切片。我最初接触的3个上海人,以及后来接触过的“老”上海人,在书中也罕有对应角色。但是他们的作派,又都显示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精神上相通的的文化特质。
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方言的《繁花》,必定寡淡无味,也就不是上海的那个《繁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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