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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饰演的阿宝曾在剧中说道:时代突飞猛进,我不想只做看客。
电视剧《繁花》的时间线大部分聚焦于1993年。很多人说,1993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崛起之年。那一年,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人民币发行和信贷投放机制变革、中央银行体系建立,到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巨浪呼啸而来。
1993年12月1日至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对1993年全国经济工作进行了“全景式”的总结讲话。可以说,正是1993年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革举措,造就了中国此后3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
以下为总结讲话全文。
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
在一九九三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3年12月3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已开了三天。大家一致拥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李鹏同志在这次会议开幕时的报告。对明年要进行的改革方案,大家表示赞同;对明年总的计划盘子,普遍认为比较妥当。在讨论中,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及不少好的补充意见。我受李鹏总理的委托,把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作个汇总,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一些说明。我分别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来谈。
关于改革方案,大家认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和国务院据此制定的具体改革方案,是一次历史上少有的、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完成这次改革,可以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及时地推进改革,真正把我们的各项经济关系理顺,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大家认为,这些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比较强,方案比较具体、比较配套,实施起来也比较方便。同时,改革方案考虑到了各方面的意见,既考虑了发达地区的意见,又考虑了发展中地区的意见,也考虑了不发达地区的意见,而且考虑得比较充分。
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三条:一是觉得这次改革力度很大,难度也很大,自上而下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但是自下而上的准备工作还不太够,因此,担心会不会搞乱。二是认为这次改革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地方的调控能力和积极性的发挥。三是担心这次改革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我就这些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改革问题
这次改革确实是空前的广泛、空前的深刻,内容非常丰富。要消化这些改革方案及其细节,需要下点工夫。这次改革看起来是全面推进,出台时间比较集中,其实许多事情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并不完全是新的,也不都是集中在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
难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分税制和税制的改革,还有汇率并轨的改革,这两项改革是比较艰巨、复杂的,而且有一定的风险。其他方面的改革已经在进行了,而且进展比较顺利。可以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锐意进取,明年的改革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下面,我分别来讲几项改革。
(一)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把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从第一个内容来讲,就是坚持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币值的稳定,把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中央。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初步完成。原来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所拥有的7%的贷款规模调控权已收回总行,这完全应该,执行过程中也没有遇到阻力,执行的结果很好。
与此同时,我们也给予人民银行各省区市分行应有的权力,比如金融监督调查分析、横向头寸调剂、国库经理、现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最近我们下达了200亿元资金给各省区市分行,作为一个“蓄水池”,调剂本地区专业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各省区市分行做得很好,每个月都写一个报告给总行,使我们能够及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今后继续这样转换职能,就能够发挥各省区市分行的地区调控作用。
从第二个内容来讲,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工作进程只能是渐进的。商业银行的几条原则包括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独立决策等。这只是个目标模式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
因为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如果专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的原则独立经营,根据效益,独立决定信贷项目,那么,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就受不了关于这个问题,明年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能走多快,国家经贸委正在和各专业银行一起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我认为,成立政策性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对中央、对地方都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政策性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成立了筹备组,并草拟出了一个章程,印发这次会议征求意见。这个银行的任务,就是要承担限额以上的重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的命脉和后劲,覆盖面比较广,占整个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的60%到70%。我们认为这一块最容易出问题,即安排资金时,资金留下缺口,所谓“自筹资金”往往落空,形成三角债。
现在成立政策性银行,就是要在国家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规模以内,首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一开始就百分之百落实。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无非是进行总量控制,防止把同一块银行贷款规模“一女多嫁”,导致基建规模失控、银行贷款规模突破、票子多发、通货膨胀。
今后,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要配合好,在最初定项目的时候就把资金定下来。这并不是要打乱原来的渠道,也并不影响地方搞项目的积极性。
我们认为,地方重大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项目不报国家计委,自己来搞,难免会发生重复建设。现在某些方面已经过度了、超前了,这样下去不但国力无法承受,建成后利用率也不高,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不会伤害地方利益,相反,对地方真正需要搞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会保证得更好。我们力争国家开发银行明年一开始运作,就能够使资金得到平衡,避免产生新的三角债。
最近发现许多电厂的自筹资金不落实,致使哈尔滨三大动力设备厂的生产周转资金都很困难。经查,中央的建设资金都到位了,只有地方的自筹资金没有到位。大量三角债的发生,也多是因为地方自筹资金落空,要靠银行贷款,而银行又没有这块信贷规模。
进出口信贷银行也成立了筹备组,正在制定章程。它主要是搞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鼓励出口,财政支持一块资金,这对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有好处。关键是财政能拿出多少钱,能够支持多大规模的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总的说来,促进出口对中央和地方都有好处。
农业发展银行是从现在的农业银行分离出来,搞政策性的粮棉收购和一些开发性的项目。这个银行准备在明年夏收以前成立,目前忙于秋收,不能分心。这个银行的筹备组马上也要成立了。现在的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成为商业银行。
同时,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向其参股,但不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二)外贸改革很多已经在做了,也没有什么风险。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江泽民同志讲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只能逐步达到目标模式,明年准备先进行试点。李鹏同志说,结合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 100个企业试点。国家经贸委、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起来搞 100个,不要各搞各的。对国有财产的监管主要是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大家顾虑监事会又会成为一个“婆婆”,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监事会只是受主管部门的委托,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监督。一年无非开一两次会,查一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资产负债情况,向它的上级机关提出奖惩意见,免得国有企业随便被卖掉,随便与外国人合营,资产随便流失。监事会绝对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不会成为一个“婆婆”监事会成员不属于企业内部人员,不需要企业开工资,也不接受企业给他们的车马费。
(四)外汇体制改革。汇率并轨是有点风险的。所谓“汇率并轨就是取消汇率的“双轨制”。现在国家牌价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剂市场价1美元兑换8.69 元到87元人民币。国家牌价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换汇成本和供求情况,应该取消,让市场来定价。
当然,所谓“由市场来定价”,汇价也不能大起大落,否则外国人也不会来投资了,因此对这个市场也要进行管理,由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和调节市价涨到一定程度,就要抛售外汇,让它降下来,掉到一定程度,就要收购外汇,让它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
汇率要有浮动,但浮动幅度不能太大,太大了不利于开放。现在看来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现有管理的自由兑换,外汇黑市就会越来越少。目前黑市的汇率比调剂市场还低,因为我们在调剂市场收购外汇还不是那么及时实行汇率并轨,近期还只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外贸公司进口需要外汇,可以持有效凭证,拿人民币到银行去换外币。
有效凭证就是指:进口许可证商品、配额商品,要有批件,没有批件不能进口;进口钢材等自动登记制商品是有计划的,要持登记证明和进口合同;引进项目的货物和技术进口是有合同的,要持项目批准部门的文件及相应的进口合同,其他所有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进口,只要持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书,就可以到银行换外汇。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跟踪结汇。外贸公司创了外汇,必须换成人民币,在银行结算,银行按当天的汇价把人民币给外贸公司。有些创汇的外贸公司感到不放心,担心将来想用外汇的时候兑换不来外汇。我们的办法是出个“安民告示”。比如你创了10亿美元的外汇,结汇换成人民币,给你建立一个台账,承认你有5亿美元在银行里可以随时兑换,这样外贸公司就放心了。
因为外贸公司现在的外汇留成比例只有40%,其余20%无偿上缴给中央,10%无偿上缴给地方,还有30%按市价有偿上缴,改革后建立了外汇台账,留成比例达到50%。这并不是说用汇超过 50%就不让换了,50%用完了,只要持有效凭证,还可以拿人民币去换外汇。没有外汇的外贸公司要做进口生意也一样,拿人民币并持有效凭证到银行去换外汇就行了。
这个办法是简便可行的,外汇调剂市场就只存在于银行之间,不需要客户直接进调剂市场了。非贸易外汇要持支付协议或合同去兑换。个人出国根据出国的凭证去换外汇。实行汇率并轨对外贸公司是极大的支持,取消了无偿上缴,1美元多拿3元人民币,相当于换汇成本每1美元可多收1元人民币。这个措施是从根本上推动出口,明年出口大有希望。
实现汇率并轨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最大的风险是对外汇需求控制不住,特别是国内商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搞投机的人就要换外汇去进口。如果我们拿不出外汇,汇价就要升高;否则,就要把外汇储备换空了。
对这个风险怎么办?国家计委要对控制外汇需求作一个规定,对进口商品要进行宏观调控。比如钢材,现在钢铁工业企业的困难就是因为钢材进口太多造成的,去年进口一千几百万吨,今年进口两千几百万吨,加起来近 4000 万吨。我们要吸取教训。
国家计委经过平衡,规定只能进口多少钢材,在计划总量之内的进口可以换外汇,超过总量就要“刹车”,不给换外汇了。自由兑换外汇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了促进出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今年积累了调控外汇市场的经验,银行和外汇管理局都得到了锻炼,相信明年会做得更好。
所以决定还是要实现汇率并轨,不这样,出口上不去。今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般贸易的出口还是下降的,因此不采取措施不行。何时开始实行汇率并轨要严格保密,只能在并轨的头一天宣布。但可以告诉大家,风险再大也要并轨。
汇率并轨以后,外资企业怎么办?外资企业现在实际上是不结汇,如果允许外资企业到国家银行换外汇,这个风险相当大。去年以前的“三资”企业是创汇多于买汇。去年“三资”企业大发展,随便签合同,大量的产品销到了国内市场,外汇不能平衡。
因此,现在如果贸然开放国内外汇市场,让外国人自由兑换外汇,我们担心外汇市场会一下子被冲垮。初步意见是,对外资企业先维持现行的办法基本不变,实行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再做调整。总的来说,汇率并轨有点风险,但还可以承受,问题不是很大。
(五)明年改革方案的中心环节是分税制和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牵动面确实很大,有利益冲突。我们抓明年的改革,首先要把分税制和税制改革认真抓好。这项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我们整个改革就有失败的危险。
有的同志反映,分税制改革的方案太复杂,连专家都看不懂。我看不见得,现在的分税制改革方案应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案既汲取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的成熟经验,又照顾了中国的特点,考虑到了目前中国各个地区的利益格局,采取渐进的改革,着眼于首先确定目标模式,然后建立达到这个目标模式的机制。
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不可能一下子集中太多财力,要慢慢来,这样风险就比较小。不这样做不行啊!明年1月1日实行分税制,如果一下子中央财政收人就达到全国财政总收人的60%,把1000亿元的财政赤字都给了地方,地方能承受得了吗?
现在这个改革方案和美国、日本的税制比起来是简单的,也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中国税收的特点就是流转税占的比重很大,其中的增值税中央拿四分之三,加上过去中央拿的关税和中央企业收入等,中央的财政收人就可以达到全国财政总收人的 60%左右,其他税种基本上都给地方。
像美国是联邦、州、地方三级收税,各有不同的税种,非常复杂。而我们的分税制是相当简便的,好执行。事权也好划分,中央的开支就是军费、重点建设拨款,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资,主要是这三笔钱,现在一年大体上是2000亿元,其他由地方支出。
按照这个办法,中央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7%到60%,而中央的支出大概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0%多一点。这样,中央集中的资金就可以平衡有余,就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返还给地方,以调节地区间收人的不平衡,这是目标模式。
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大概要到2000年以后。现在中央一年差不多承担1000亿元的财政赤字,靠发票子和发国库券平衡。如果当前就做到中央财政收入平衡有余,就意味着把1000亿元赤字转给了地方,地方无法承受。因此在分税制改革的过渡时期,中央还得把基数年上收的四分之三增值税返还给地方,中央只留增量的大部分,使地方目前的利益格局不受到损害。
有的同志反映,中央返还给地方的是一块“死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央财政进行返还时,在返还基数的基础上每年都考虑有所增长,就是将相当于增值税实际增量的30%返还给地方,其余70%的增量归中央。中央并没有把地方财政收入全部的增量都拿走,从全国来讲,增值税只占到全部税收的40%左右,中央只拿增值税四分之三的增量的70%,相当于全部增值税增量的一半左右。
地方财政收人增量的大部分仍归地方,所以不能说中央集中过多。明年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部从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量中大体多收95亿元。根据现在各地出现的弄虚作假的情况,这95亿元可能拿不上来了。就是多收95 亿元,平均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就是两亿元,当然,富裕的省可能多作点贡献。
这样一个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渐进的,请同志们“高抬贵手”,因为这95亿元已经打到财政预算支出里了。以后“蛋糕”越做越大,增量越来越大,中央收的钱会逐步增多,有可能到2000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可以占到全国财政总收人的 50%到60%。
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改革不会有大的利益冲突。我曾去了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座谈。大家都能从维护大局出发,一致拥护分税制,愿意多作贡献,风格都很高。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不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所以,只要大家思想统一,分税制改革不会有太大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税制改革可能会引起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很好地重视。税制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值税的改革。过去的产品税、增值税、批发和零售环节的营业税统一改为增值税,都按增加的价值乘以统一的税率来计算。
我们的原则是不增加企业的税负,不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但是实际上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的税率只能使大多数企业的税负不增加。我们最后确定的增值税税率是17%,这个税率可以保证绝大多数的企业不增加负担,但是总有一部分企业的税负要增加。所以,我要给在座的负责同志打个招呼,叫喊税负增加的企业仅是一小部分。我想,我们还有别的政策来平衡税负增加的企业,即免收“两金”。总体来看,明年国有企业的负担不会增加而是普遍降低。
再一个问题是要把对“三资”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改为征收增值税,这可能也会增加一部分“三资”企业的税负。要有一个补偿的办法,即对外资企业实行增值税以后,税负加重的企业到年终算总账加重多少,返还多少,返还年限根据合同年限定,但最长不超过五年。新办的“三资”企业一律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征税。我们在各大城市都召开了外商座谈会征求意见,大部分外商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表示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增值税的计算,即以销售额减去原材料外购件的价值为计税基数,按净增的价值乘以税率17%。为了避免发票作假,要用印钞票的办法印发票,只在一家印刷厂印,一系列防伪工作都要跟上去,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引起全国的混乱。因此,大家都要把注意力转到改革方面来,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长远的目标上来,这样才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风险。
二、关于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两个积极性发挥的问题
根据我刚才简要介绍的各项改革方案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出中央并没有在现有的基础上集权过多,集钱也不过多。所谓“集权”金融本来就由中央调控,历来如此,现在只是把违章分散的现象清理、整顿一下,并没有改变地方在经济调控方面的能力。
我们正在筹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也是为了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在金融方面无论是成立商业性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是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保护总量平衡,不涉及权力转移问题。财政分税制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事权,并不影响眼前利益的格局。中央也没有收权,如果说收权,也只是把某些地方挖中央财政的权收上来了。
如果税务局不分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中央该收的钱是收不上来的。今年1月到9月,全国的财政收人增加11.6%,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18%,而中央的财政收入只增加0.9%。不分开收税,中央的税收没有保证。
关于宏观调控,大家要统一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但是,根据我国国情,也必须给予地方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更有能力来支援一些不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不然,贫富差距悬殊很难缩小。
现在大家有个意见,说按新体制中央多收一块约95亿元,老体制的还要照收,而且有的地区还要递增一些,有点想不通。对此,我要说明一下。刚才讲通过分税制改革,把增值税增量的一部分收归中央,根据测算,明年中央大体可以多收95亿元;原来按老体制上缴的约有400亿元,如果要免去这一部分,中央财政赤字就要增加 300多亿元,因此,作为过渡,400 亿元只好照缴。
对此,各地区都通情达理,认为400亿元还是应该缴,因为都在每个省区市的财政基数里,大家对此没有意见。有意见的是上缴递增的那部分。我想只要通过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确实多收了,是可以把按旧体制上缴的基数和增量都逐步免掉,使分税制能够更加规范化,这需要逐步达到。我与一些省区市的负责同志协商后约定,只要中央明年多收的部分比95 亿元多,首先考虑把按旧体制上缴的递增部分免掉。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确定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以后一些地区弄虚作假。原来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年,一些省认为1993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增值税的增长尤其快,应该以1993年为基数年。中央考虑到地方的既得利益,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年给地方返还更多一些,这有利于全国每一个省区市。
当时,财政部担心一些地方会弄虚作假。从今年9月和10月的情况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弄虚作假、抬高基数。其手法是:第一,收“过头税”,“寅吃卯粮”,让企业把明年的税今年就交,于是1993年的基数就高了。第二,把历年的“死欠”“积欠”也收上来抬高基数。收上来是好事,但这些根本不是1993年的税,是不能进基数的。第三,所谓“纠正减免税”,即原来已经同意企业减免的税收,现在又要企业上缴,然后又返还企业。这叫“空转”,企业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基数虑增了9、10月份,全国增值税增长60%左右,其中有的省增长一倍到两倍,如果这样搞法,分税制改革就会失败。
国务院最近连续发了两次电报,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并派了两个组下去调查。我希望各位负责同志把国务院发的这两个电报能尽快转发到各地市县,告诉他们不要弄虚作假。弄虚作假都是会查出来的,只要一查税票就知道你的税怎么交的。
对查出来的:第一,全国通报,点名批评;第二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官有多大,主要责任者撤职查办;第三,弄虚作假部分不计入基数,也不返还。我希望各地区的负责同志,要教育地市县的同志,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拥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拥护改革,不要做与改革背道而驰的事情。中央绝不会在税都收不上来的情况下搞返还。改革本来很有希望,利益冲突也不大就怕不实事求是。
同志们还反映,出口退税过去由地方负担20%,以后增加的出口退税由中央来退,地方原来承担的基数还要保留,大家希望免除这个基数。我也认为可以免除,但这样明年中央又要少收几十个亿,实在负担不起。再说,明年实行这个办法也还是一个进步。今年地方负担了出口退税的20%,明年出口退税增长了,地方只负担今年的基数,所占明年退税的比例可能就只有10%了,有的地方连10%还不到。
三年以后,这个基数和出口退税额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而且出口退税最多的省都是沿海地区最富的省,这些省应该负担一点,把中央的困难减小一点,让中央过渡一下。
三、关于有的同志担心改革会增加企业负担问题
对此,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首先,明年我们把国有企业的“两金”全部免掉。今年以前是折旧部分免“两金”,只有对个别行业,如对石油行业全部免“两金”。明年国有企业统统免“两金”免掉150亿元,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另外,我们准备清理一下企业的债务,适当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
但这里有个原则,国有企业的债务不能“一风吹”。“一风吹”只会鼓励今后更加大胆地借钱、大胆地浪费、大胆地不还钱,那样银行就没法开下去了,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我们赞成对它实行破产或者兼并,要认真实行《企业破产法(试行)》。
据一些地方的同志反映,银行怕企业破产后冲掉它的债权。现在我们在预算里打了70亿元作为呆账准备金,用于破产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后,把它的资产拍卖或兼并,留一些钱安置职工,其他的用于偿还税款、债务,确实偿还不了的,经过批准用呆账准备金冲掉。我们希望明年能使这个机制发生效益,让破产成为一种机制,督促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很好地改善经营管理,使他们明白长期亏损下去是不行的。
对一些确实有困难或因各种原因还本付息有困难的企业,可以根据情况考虑停息挂账或者计息挂账,但要严格地控制,分清政策界限。总体来讲,国家会从各个方面来支持国有企业,减轻它的负担解决它的困难。我们相信,明年只要我们认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推进改革,大家同心协力,国有企业的情况会逐渐好转。
四、关于发展问题
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明年总的计划盘子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不少的同志表示担心,感到今年发展的基数很高,明年9%的发展速度不低,又出台了一些价格改革的措施,物价指数控制在10%以内怕做不到。我认为,这种担心有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形势,主要是金融形势和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今年6月份,中央下发了6号文件。7月份起,我们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把乱拆借、乱集资、乱融资的现象整顿过来了,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我与丁关根同志商量,把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发表在1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目的是告诉大家,你们觉得现在银根收得太紧,世界银行认为我们还不能放松。这份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对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
同时,它提出一个观点:尽管宏观调控取得了这样的成效,但不可估计过高,放松银根的时机没有来到。他们是在批评我们过早放松银根。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外面有些谣传,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要新一轮大上基本建设了。
我们虽然在7、8两个月收了乱拆借,制止了乱集资,基本建设的速度有了一点降低,但并没有实行全面紧缩。因为全面紧缩一定导致生产大起大落,必然引起社会不安定,所以这几个月来放松银根主要是调整资金流向,进行结构调整。
7、8两个月收了400亿元乱拆借,少发了200亿元票子,使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根本上好转了。但另一方面,收乱拆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收了一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许多企业反映资金紧张。
从8月初开始,我一个月开两次人民银行总行的资金调度会,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不断投放基础货币,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从8月初到最近,一共投放了 2100亿元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不等于钞票发行,而是中央银行向各个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再贷款变成贷款规模还要乘上一个系数,一年是2.5。
这2100亿元在8月份才开始投放,在年内周转2.5次来不及,但周转1.5次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估计2100亿元投下去,可以实现30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这个放松是必要的,因为今年整个上半年只实现贷款规模1000亿元,看起来全贷款规模没有4000多亿元是下不来的。
去年贷款规模是3600 亿元,但绕过贷款规模的乱拆借和乱集资差不多有上千亿元,所以去年实际贷款规模大体是4600亿元。今年批准追加后的贷款规模也是4600亿元,跟去年差不多。希望大家也不要突击花钱,贷款规模可以转到明年。我估计今年可能完成4300亿元,加上上半年的乱拆借、乱集资,也是4600亿元左右跟去年基本持平,但结构大大调整了。
我听到各地普遍反映,说重点建设资金的到位率空前的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确实是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的计划项目,“点球”到位了,没有错过施工的黄金季节。另外,农业收购资金基本上保证了没有“打白条”。现在农业银行的备付金率大大超过7%,达到13%了,钱存在那里等着收购农副产品。但有些省该到位的地方财政资金没有到位,向银行多挂账70个亿。
地方财政的钱该拿的还得拿,不拿,财政部要相应扣减其中央专项补贴资金一定要把农业保住。企业前一个阶段资金较紧张,现在看起来大大松动了,但是也不像世界银行报告所讲的那样太松。我们现在的银行机构是个庞然大物,在6月份以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让它“刹车”刹不住。7月7日,我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下死命令“堵邪路”,好不容易才刹住。刹住以后让它启动,让它“开正门”,也是难得不得了。现在的备付金率高到 10%左右,按规定只要求达到 7%左右,银行信贷并没放得很轻松。
今天上午,辽宁省的岳岐峰同志提出,现在松动银根,有大上基本建设的危险。我说,你讲得很对,但是现在银根并不太松,关键在于地方领导不要压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区,上大项目。当然,银行也要整顿作风,改革机制。银行这个队伍里面有些人作风不正,给点回扣,讲点关系,也可能把钱乱贷出去。请地方的同志还是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最近,我看香港报纸说深圳、海南的房地产热又复苏了,我就很担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法规,禁止炒卖“楼花”,这很好。钱只要不是流到房地产、开发区、炒股票这三个地方,产品不要过量积压在仓库就好。资金目前是趋于缓和了,只要基建一大动,资金马上就会紧张起来。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再加码不得了。
物价指数能不能稳定在10%以内,关键在于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控制住。现在定的这个盘子,如果基本建设规模不突破,特别是银行贷款规模不突破,乱集资、发债券得到控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物价多涨一点,人民群众也可以承受。如果再突破这个规模,那就不得了。
因为今年的宏观调控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是使资金暂时缓和,为了避免大起大落,搞的是“软着陆”,根本没有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银行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明年如果再突破,今年的一些问题就会加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硬着陆”。
因此,我觉得实现明年计划和稳定物价的关键,在于基本建设规模不要突破。粗略估计,对于现在已经铺开的基本建设摊子,明年国家计委给的基建盘子还是保不了。就是说,如果不停、缓建一批在建项目,明年一个新项目都不能开。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保证实现明年的计划,使经济能够“软着陆”。
这里最重要的是,大家同心协力制止基本建设规模的失控。要控制物价涨幅,就要控制基本建设,要控制基本建设,就要控制固定资产贷款,明年1580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一定不能突破。
这两年我们在价格的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子,实践证明都是十分成功的,没有引起社会的很大震动。明年价格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调整石油价格。曾经设想每吨原油价格增加 700 元800元900 元三个方案。李鹏同志决策,还是稳妥一些,定在700元,逐渐接近国际价格,这一目标准备分两年来实现。
石油调价以后,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成本和农民的收入,因此,粮食和农产品也要相应提价同时,还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中央拿出一笔钱,补贴给地方,地方也要拿出一笔钱,共同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粮食提价以后,粮食主产区将大大受益。但对非商品粮地区和贫困地区,由于石油和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产品成本提高,还要实行补贴,补贴到户、到人。
同时,粮食部门还必须通过吞吐粮食来维持议购粮食价格的稳定,否则农民还是要吃亏。所以,没有粮食风险基金,整个价格改革都不能实现。明年要想方设法使农民增收,不但足以补偿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还要更多地增加收入,这样农村市场才能打开,工业品的市场问题才能解决。现在不怕资金紧张,怕的是没有市场。
明年就是要在开拓国外市场和农村市场上下工夫,开拓国外市场主要靠汇率并轨,开拓农村市场主要靠粮食提价,靠建立粮食风险基金。这两件事办好了,明年国民经济就全局皆活了。
明年的物价指数,国家计委预测是9.9%,其中结构性的改革直接影响涨价因素为1.9%,包括间接影响大概为4%。其余5%以上都是由于今年涨价“翘尾巴”和明年自发涨价。总之,价格改革还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抑制自发涨价还要靠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得好,物价指数可以控制在10%以内,搞得不好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我们务必要避免这种局面。
最后,讲一下财政赤字问题。我讲的赤字概念,包括软、硬赤字在内。所谓“硬赤字”,就是财政保吃饭的钱差一块;搞建设借的钱是“软赤字”。明年的“硬赤字”要增加400亿元,解决的办法是发1000亿元国库券。所以,明年国库券的发行工作是一项很重的任务如果不完成这个任务,财政的日子无论如何过不下去。
明年发行国库券既要参照市场经济国家的办法,又要考虑我国的特点,由财政部和银行来组织,使要买国库券的人随时能买到。希望各个地区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好,使改革获得成功,使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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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繁花》时代:朱镕基在1993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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