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有情,范俭,余秀华
那是一张平凡无奇的面孔。眼神温和，眼角略微下垂。未经打理的头发有些凌乱，胡子显然已有几天没刮。说话时，他露出羞涩的表情。如果忽略他讲话的内容，你会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男子。
那是一张死刑犯的面孔。
他因杀人抢劫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一天，他对着摄影机轻声细语地说：“我的心不是一开始就黑的。”他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以此赎罪。
拍摄这个注定要死亡的人，是导演范俭踏上纪录片创作道路的起点。
死刑犯的独白，执行时的枪响，肾脏移植的全过程，以及那包犯人母亲托他们带给儿子的花生米——这些场景在范俭脑海中不断翻滚，令他整夜失眠。他感受到，人性善恶的界限充满了灰色地带和微妙矛盾。
那时他只有22岁，亲眼目睹一个生命的消逝和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后，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沉重与人性的复杂。此后，他的镜头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人的内心世界，并以极长的时间跨度来呈现个体命运的复杂变化。
在某些时刻，他亦融入叙事，成为故事本身。
儿子诞生，父亲祝俊生却高兴不起来。
进入产房前，祝俊生和妻子叶红梅一直在祈祷，希望能“生个女儿”。
此时，叶红梅已40岁，早已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过去的两年里，她尝试了两次试管生育，均以失败告终。为了调理身体，她想尽了各种办法：去做针灸治疗，一根根长针扎在她的肚皮上；吃偏方药，粉末卡在她的喉咙里，让她“恼火”。此外，还有打针、中药、西药……除了借卵，几乎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一遍。
遗憾的是，每一次去医院检查，叶红梅的“成绩单”，总是不合格。
祝家经济状况拮据。为了省点路费，叶红梅只能独自一趟趟从都江堰往返成都治疗。看着妻子遭罪，祝俊生心里苦楚。他向朋友倾诉，可旁人哪里懂得他的感受，他最终无力地说道：“你们哪有我这种心情，你们只有同情。”
祝俊生和叶红梅。摄影：肖毅
第二次试管失败后，祝俊生和叶红梅放弃生育的念头。四个月后，奇迹发生了，叶红梅自然受孕成功。次年5月20日，她顺利生产，是个男孩。
看着眼前的婴孩，叶红梅表情淡淡的，没有丝毫兴奋。祝俊生脸上则笼罩着迷茫和失落。本该是充满喜悦的时刻，他们的态度却令人耐人寻味，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伤。
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天，祝俊生回了趟家。家里的电视机上方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约七八岁女孩的单人照，旁边是一张合照，小女孩站在中间，两侧是祝俊生和叶红梅。
祝俊生端详着照片，情绪逐渐难以抑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喃喃道，“幺儿，对不起了。”
祝俊生在医院表情复杂。纪录片《两个星球》截图
2009年5月，纪录片导演范俭来到都江堰进行汶川地震后的调研，他从一个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了解到震后失独家庭。
志愿者们建了一个“妈妈之家”，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常常聚在一起折纸花，互诉衷肠，她们中的不少人选择再次生育。这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努力，多数失独父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
范俭了解到母亲们的复杂心理，她们相信“轮回”，希望通过再生育，让过去的孩子重新回来。“对于那些母亲来说，再生育行为就像是一种治疗行为。”他解释道。
从那时起，范俭开始持续记录震后失独家庭再生育的故事。叶红梅是汶川地震后五千六百多个再生育的母亲之一。
叶红梅和祝俊生一直期待再生一个女儿。“假如生成儿子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这也是不少再生育家庭的想法，希望再生一个和逝去孩子性别相同的小孩。
叶红梅。摄影：臧妮
地震当天的细节历历在目。
叶红梅懊悔，就在2008年5月12日中午，因为女儿祝星雨的作业没做好，她还责骂了女儿。祝俊生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对不起女儿，他曾在女儿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诺过一定会救出她。
地震当天下午，他赶到女儿所在的学校，满眼废墟，教学楼已全部坍塌。
他钻进废墟，一遍遍呼叫女儿祝星雨的名字。凌晨三点五十，他听到祝星雨在废墟下回应，“爸爸，我在这里。” 祝俊生的心终于稍稍安定。他向范俭形容那时的心情，“就像登山时，你以为他遇难了，东找西找把他喊答应了，你说心里好高兴，对不对？”
他能听到女儿的声音，却看不到她的具体位置。他缩在废墟下，边找女儿边救了好几个看得到的孩子。
专业的救援队伍赶到，祝俊生被劝离救援现场。孩子们一个个被救出来，但他始终没等到女儿。5月23日，挖掘行动停止，祝俊生和叶红梅在殡仪馆见到了女儿的遗体。
“我明明把她喊答应了。”没能把女儿救出来，成了祝俊生一辈子的伤痛。
儿子一岁时，祝家被一个电视节目组邀请去上海录节目。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上海。晚上逛完外滩后，叶红梅在出租车上忽然对范俭说，对着黄浦江，她好想大声喊女儿祝星雨的名字。
“不是因为她走了，我们永远不可能来到这种地方，永远不可能做啥子飞机，去啥子北京天安门，还有啥子外滩啊，是因为她我们才享受到这些。可是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也永远没机会去这些地方，就感觉好对不起她，好想她。”
父母们内心的愧疚和挣扎，旁观者永远无法体会。地震物理意义上的重建很快，但心理的重建却是漫长而持久的。
祝俊生常常陷入回忆的倾盆之雨。纪录片《两个星球》截图
范俭再次来到祝家时，他注意到男孩有两个名字：祝叶安澜和祝叶桂川。
“祝叶安澜”是祝俊生取的名字，他希望儿子未来能像戴安澜将军那样英勇。可孩子身形瘦小，从小体弱多病。有人告诉叶红梅，安澜这名字太“大”，小孩镇不住，叶红梅于是找人特意改名为“祝叶桂川”。
祝俊生不认可新名字，坚持喊儿子“澜澜娃”，叶红梅则喊儿子“川川娃”。在家长签字时，祝俊生不愿签新名字，只签“祝叶”两个字，后面的两个字让儿子自己写。
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范俭察觉到，微妙弥漫在家庭生活的各个细节里。
叶红梅的一天围绕孩子运转。早上六点起床，带儿子晨练，督促他读英语，接着准备早饭，接送孩子上下学，晚上辅导他做功课。表面上，日子波澜不惊，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但川川六岁那年，叶红梅还是忍不住对范俭吐露了心声，“他小的时候，我给他打扮成女孩子，穿裙子，扎小辫子。我其实就是在找那种感觉。”有时她忍不住对儿子说，“幺儿，你要不变成女孩算了。”
叶红梅有时会从儿子身上寻找女儿的身影。摄影：于卓
父母在暗自衡量两个孩子的不同。
女儿成绩好，喜欢看书，乖巧懂事。小小年纪，就懂得体谅家里的经济状况。她在路上捡饮料瓶子，拿给爸爸去卖钱；她心疼爸爸在外面打工辛苦，劝妈妈买东西时要选择便宜的。
儿子性格则软塌塌的，总是耷拉着眼，没有神气，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贪玩，不爱收拾玩具。与父亲也不甚亲近，晚上怕黑，总要睡在母亲身边。祝俊生不知道如何跟儿子沟通，脾气上来教训儿子时，儿子通常以沉默应对。
范俭安慰祝俊生，等孩子长大后就好了。祝俊生语气有些急迫，“有些事情一辈子都转变不了。”这句话令范俭震惊。新的生命和挥之不去的过往叠加在一起。亲密关系如何重新建立，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
他见证了一个家庭从绝望到有希望再到迷茫，像是在迷雾里行走，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出口，但怎么也走不出去。人、时间、记忆都被困在地震的裂隙中。
祝俊生让儿子帮他拔头发。摄影：于卓
孩子该怎么理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缘由？
作为“震后一代”，川川按部就班地长大，他不是地震的亲历者，但在成长过程中却被不断影响着，素未谋面的姐姐以某种方式时时在场。
姐姐的照片被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阁楼里仍然保留着她的玩具。叶红梅带着他一起翻看全家福，让他指认哪个是姐姐。他被父母教导要珍惜生命，“姐姐在的话，就不可能有你。”
就像祝俊生亲自调的那碗蘸水，加盐，加蒜，加糖。他乞求儿子可以尝尝，但川川不想去理解这复杂的味道。
父子俩晨跑，川川渐渐把爸爸甩在身后。摄影：于卓
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平”？
每一对再生育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这种爱是复杂的。如果对新的孩子好一些，就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孩子；总是想着上一个孩子，又觉得对不起现在的孩子。
范俭投入了十二年的时间，去追踪失独家庭再生育和新生命的成长，他理解父母们情感上的矛盾和挣扎。他想等到孩子们十七八岁时，再拍一部呈现孩子视角的纪录片。
“生命的到来本身就没有公正可言。”范俭说道。
这些年，他用镜头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每个人都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这就是生命。比如说，余秀华，她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带着残疾。每个人都没得选。”
“我家秀华故事太多了。”
周金香对范俭讲述女儿的过往时，常用这句话开头。生余秀华时，周金香难产，缺氧导致女儿脑瘫，从此行动不便。但余秀华生性要强，不愿依赖父母，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她曾尝试过许多事情：
开杂货店，因缺乏经验，生意不佳；养兔子，却在给兔子割草时自己受了伤，兔子也因疫病频频死亡；她甚至曾考虑在街头乞讨，但最终因自尊心作祟而放弃。她去流水线打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离开时工钱未能拿到，肠胃却因此受到损害。
在母亲的叙述中，女儿的故事似乎总是以失败告终，直到那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出版社迅速找她出版诗集，余秀华成为了文化名人。
余秀华与小猫。摄影：萧潇
“不知疲倦。”这是范俭对余秀华母亲的印象。
他第一次去余家时，余秀华刚在网络走红不久。院子里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各路人士，余爸爸忙着给大家递烟，余妈妈则不停为客人们添茶送水。在招待访客的间隙，她还要喂鸡、张罗饭菜。
饭桌上，周金香不断叮嘱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要注意礼貌，见女儿只吃肉不吃青菜，她便顺手夹上一筷子。她帮女儿洗脏衣服，总觉得女儿自己洗得不够干净。为了照顾好残疾的女儿，周金香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这种细致的关注不仅体现在生活琐事上，也延续到了女儿的婚姻中。
余秀华饭桌上问母亲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给自己看。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截图
余秀华19岁时，周金香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位比余秀华年长十几岁的男人，在余秀华看来，对她漠不关心，更别提精神层面的交流。有一年，男人带着余秀华去讨薪，他要求余秀华在老板的车开出来时，上前拦住。但当她问男人，如果车撞上来怎么办，男人没有回应。
然而，在周金香眼里，女婿是个不错的人。尽管赚不到很多钱，但身体健全，将来她和余爸爸老去时，他可以照顾女儿。
结婚第二年，余秀华便想离婚，但被家人阻止。之后的几年，每当余秀华和丈夫准备去民政局时，周金香总会联合姐妹们堵在路上，劝说他们回家继续过日子。母亲的爱带着隐秘的忧愁。她害怕女儿行动不便，晚年可能无人照顾。
她曾对范俭表达过自己的担忧：“他是正常人，我女儿是残疾人。她儿子都十九岁了，离婚对儿子有什么好处？我们这里的男人，有谁会愿意和她成家呢？”即便余秀华已然成名，这位传统母亲的认知依然未变。
离婚后的余秀华与前夫。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截图
余秀华对这段婚姻已经厌恶至极，最终以支付前夫15万的条件，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年的无爱婚姻。
离婚当晚，周金香在屋外抹泪不止。女儿不解母亲为何如此伤心，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在对峙中，周金香忽然埋怨余秀华“心硬”，这让余秀华难过不已。
范俭理解余秀华的难过和委屈。周金香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无论是去外地治疗还是住院，是余秀华一直陪在母亲身边。这期间，父亲和弟弟只是偶尔短暂探望。
在范俭眼中，余秀华是一个“无法无天但又有情有义”的人。面对外界，她展示出肆意张扬的一面，言辞犀利，不在乎任何人的评价；但对待朋友和亲人，她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派”，愿意付出实际帮助。
经济独立后，她为父亲购车，为儿子买房装修；成名之后，她依然愿意让范俭持续拍摄自己的生活。她并非不在意隐私，而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成全好友；即使在后来那段闹得沸沸扬扬的恋情中，她也不计较对方是否利用她的流量和名气，她把那当作是对爱情的回报。
“范俭，我很疼。”
电话那头，余秀华的声音低落到有些听不清楚。情绪性胃疼是她多年的老毛病，而这一次的发作是因为她所喜欢的人明确拒绝了她。多年来，范俭已经成为余秀华的“军师”，每当她遇到麻烦，几乎都会第一时间拨打电话，请他帮忙分析问题。
余秀华写过无数首关于爱情的诗。她的诗中充斥着真挚、大胆和炙热的情感，但内心深处，她却始终感到“健全的人不可能爱上她，这像是一种对她生命的诅咒。”
范俭见证了余秀华在爱情中迷雾般的境遇。
奔跑中的余秀华。摄影：萧潇
2022年，46岁的余秀华第一次正式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公开，结婚照，家暴，道歉，直播互骂。这段恋爱从开始到结束，如同一场闹剧般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和关注。
男友Y先生，曾展现过温情的一面。他会陪余秀华参加活动，为她仔细梳妆打扮，叮嘱她好好喝水。余秀华也承认，他确实把她的生活照顾得很妥帖。“洗澡、梳头、洗内衣，他每天都会做。”
然而，很快，Y先生暴力的一面显露出来。在一次争吵中，他打了余秀华二十多个耳光，这是他第二次施暴。余秀华在网上发声后，这件事不仅上了微博热搜，警方也介入，最终以Y先生的一封道歉信落幕。
余秀华相信自己有底气前进或后退。摄影：萧潇
收到道歉信的当天，Y先生给余秀华的经纪人打电话，想约她第二天见面，当面道歉。余秀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请求，并为这次见面做了精心准备。然而，第二天，Y先生手机关机，始终没有出现。
范俭陪余秀华寻找了一整天Y先生，最终等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答复：“我绝不见余秀华。”Y先生解释，见面请求并不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她的阿姨要求的。他希望余秀华不要再找他了。
“我们朋友都没得做了。”面对如此决绝的话语，在那个炙热的夏夜，余秀华悲伤到不能自持。
很长一段时间，余秀华不再写诗。她告诉范俭自己写不出诗的理由：
在没有那段感情之前，她曾对爱情有美好、朦胧的想象，但置身于一段过于具体、过于复杂，甚至伴随暴力的亲密关系，她失去了某种想象力。
余秀华苦苦思索为何写不出来诗。摄影：范俭
范俭回忆起她第一次见到余秀华时的场景。彼时，她身边围满了想要采访和拍摄她的人，其中不少人带着“猎奇”的心理，看待这位“横空出世”的女诗人，为她贴上“农村妇女”，“脑瘫诗人”，“底层写作”等标签。
范俭带着小团队在默默拍雪景。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天的雪花模样，“它是雪和冰的中间状态，是雪粒的状态。”
在见余秀华之前，范俭熟读了她的诗歌，以及余秀华所喜欢的诗人的作品。他被余秀华的文字和思想所打动。
见面当晚，他没有问那些常规又无聊的问题，而是和余秀华聊诗歌，聊文学。聊着聊着，余秀华笑着说：“你是有备而来。”
余秀华做了一天准备，苦寻Y先生不得。摄影：范俭
为了拍好余秀华的纪录片，范俭读了大量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弗吉尼亚·伍尔夫、上野千鹤子、李银河等等，努力理解女性的触角和感受。“有不少时刻，我不再拍摄，我们彼此分享对生活的感悟，对情感的思辨，可以说我们不仅站在一起，我们常常并肩，有时紧紧地握手。”
范俭喜欢余秀华身上旺盛和直接的生命力。
在他眼里，余秀华有敏感脆弱的一面，可以哭一整晚，哭到吐血。但她的内在力量也足够强大，努力摆脱周围的各种束缚，主宰自己的命运、情感和婚姻。
2016年，拍摄完《摇摇晃晃的人间》后，范俭已成为了余秀华身边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余秀华之所以信任他，也许是因为她早已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都有着反抗的姿态。
高中时，范俭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先后在山东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工作。然而，电视台程序化的工作逐渐让他感到不满足，他希望能提升创作水平。
2003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此后，他边工作边读研。2007年，他正式离开央视，成为一名独立纪录片创作者。
范俭信奉长期主义，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坚定地想用一生的精力去从事纪录片行业。“只要我有体力和精力，我想一直拍到七八十岁。”
范俭
纪录片《寿司之神》记录了日本厨师小野二郎的故事，一位85岁的老人，穷尽一生专注研究如何做出美味的寿司。
小野二郎在片中提到：“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其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家敬重的关键。”
范俭欣赏小野二郎制作寿司时的专注状态，那是一种纯粹的匠人精神。
他有同样的坚持。这位47岁的中年男人，在独立制作融资艰难的环境下，已经坚持拍摄独立纪录片超过20年。无论行业和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他的观点始终是，“不要停，不要被困难吓倒。”
范俭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在用反抗的姿态来对待当下的时代——“一个很短的时代。”视频时长在缩短，阅读时间在缩短，一切趋向碎片化和轻量化。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他想在这个时代逆流而上。
但就在采访结束的几分钟后，我在微信上表达了一个想法，想要为他拍一个不超过5分钟的短视频。不知他内心作何感想，但他还是礼貌地回应了我一段话。
这似乎和另外一个情景有些像。他将自己20多年的拍摄经历细致梳理，花了三年时间写成一本书：从汶川地震的失独家庭，到武汉被遗忘的春天，再到与诗人余秀华之间的故事。
他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担心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人愿意去阅读这本看似有点沉重的书。一位读者回应，“这很简单，让他们先看余老师的章节。”就连范俭身边的一些朋友，拿到书也是“带着一颗八卦的心”先阅读与余秀华有关的部分。
范俭的书《人间明暗》
比起宏大叙事，范俭的作品更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曲折。他也曾拍过三个不同年代、不同主题的农民工题材的影片，有的人物拍摄跨度超过十年。
当我提到他的作品关注“小人物”的故事时，他立刻回应道，“我关心的是鲜活的人，不分大小。” 他关注真实的人性，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细腻的、多维度的探索。
在采访中，范俭多次提到那个死刑犯的故事，那是他踏上纪录片创作道路的起点。
从那名死刑犯的身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在父母眼中，犯人曾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常常帮家里做家务。他心疼母亲被冻伤的双手，于是主动去冬日的河水里洗衣服。
当得知儿子被判死刑后，年迈的老母亲希望范俭他们能给儿子捎点花生米。她双手颤抖，一捧一捧地装着花生米，反复叮嘱道：“不要说是父母捎过去的，我怕他难过。”
他不是人们常规想象中杀人抢劫者的模样。说话时语气温柔低缓，脸上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最终，他选择通过捐献遗体的方式来赎罪，以此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
在被枪决的前一天，他对着镜头缓缓地说，“我的心不是一开始就黑的，我也想做个好人。”
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文章第一张图为于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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