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是什么限制了女性的出走？

决心,女性

根据50岁苏敏阿姨自驾游事迹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豆瓣开分8.6分，成为近十年来国产女性题材电影评分第一名。虽然电影口碑很好，但争议也有，尤其是一些男性观众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电影似乎存在控诉男性、加剧男女对立的嫌疑。

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实中苏敏的经历比电影更极端。而回到电影中，李红（咏梅 饰）在婚姻中的遭遇令人窒息，但年轻的时候，她与孙大勇（姜武 饰）是自由恋爱，孙大勇曾是李红在爱情中的主动选择。孙大勇并非天生如此糟糕，而是在进入男性主导的婚姻系统后，逐渐显露出控制欲和压迫性。并且，是女儿孙晓雪（吴倩饰）在关键时刻两次限制了母亲的出走计划。当女儿需要母亲来分担育儿责任时，女性的相互依赖反而延续了原有的不平等状态。

《出走的决心》以独特的视角揭示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而非简单地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

《出走的决心》剧照

婚姻何以吞噬爱情？

电影中，孙大勇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他的身上典型浓缩了男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弊病。

他在婚姻中表现出强烈的控制与支配欲，习惯于对李红发号施令，要求她无条件服从自己的意愿，不论是鱼是红烧还是煮汤、外孙是穿纸尿裤还是用尿布等家庭琐事，还是李红准备去同学会、学车、买车、准备自驾游等个人诉求，孙大勇均独断专行、粗暴干涉，从不考虑李红的感受和意见，剥夺李红的话语权、自主权和决策权。

孙大勇固守并强化传统性别角色。他坚信男性应该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应该承担家务和育儿等责任。他总是强调自己“明事理”，所谓的“事理”就是要求李红永远将家庭和自己的需求置于首位，不允许她有任何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他享受着悠哉乐哉的退休生活，出去钓钓鱼，或者在家打乒乓球、制造出各种扰人的噪音，而不论洗衣做饭、还是照顾两个外孙的一切杂活，都由李红承担。

孙大勇在情感上对李红没有爱意和尊重，极尽冷漠与疏离，各种冷嘲热讽。在李红不堪重负患上抑郁症时，孙大勇没有给予安慰和陪伴而是置身事外；在李红尝试在小区业主群出售自己做的辣椒酱以攒钱买车，但因无人采购、辣椒酱过期坏掉时，孙大勇幸灾乐祸；他嘲讽李红“矫情”“大小姐”“打扮得像个鬼”，认为“老娘们”就该遵守老娘们的本分……长期的情感忽视和言语攻击，让李红在婚姻中感到极度的孤独和压抑。

但是，如此糟糕的丈夫曾是李红的主动选择。电影采取双线叙事，李红的青春岁月与当下相互交织。她与孙大勇并非包办婚姻，而是自由恋爱；甚至，昔日一贯说一不二的父亲强烈反对李红与孙大勇在一起，但李红决定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她以为孙大勇是良配。

编剧如果真的是想放大男女矛盾、渲染女性悲情，完全可以将李红的婚姻悲剧归咎于包办婚姻，比如李红有真心爱人但被父亲棒打鸳鸯，强迫她嫁给孙大勇云云。但电影的立意更高，它基于的是对内含不公的传统婚姻制度的深刻反思：一个本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是如何在进入婚姻后，变得自私、冷漠且充满控制欲的？

上野千鹤子如此描述男人进入婚姻后“变坏”的情形，“在婚前，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伴侣。等结了婚，开始共度日常生活，妻子才会惊愕地发现丈夫的怪癖和异常”。“为什么男人能如此毫无防备地向女人暴露自己最自私、最卑劣的一面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厚着脸皮要求女人全盘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呢？……丈夫坚持自己的做法，还将这一套强加在妻子头上，使得她不得不一味忍耐。他们永远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对妻子和孩子漠不关心，除非有具体的指示，否则就坐着不动。找他们商量一些复杂的事情吧，便默不作声，跟块石头似的砸不出一点声响……”上野千鹤子用“卡桑德拉综合征”，指称那些长期处于情感虐待关系中的女性，她们的感受和意见经常被伴侣否定或忽视，导致她们处于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中。

从最浅显的层次看，男人婚前婚后大变样，有可能源于恋爱与婚姻中心理的变化。在恋爱阶段，男女双方往往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努力营造一个积极、浪漫的形象以吸引对方。这种互动是理想化的，缺乏现实生活的考验。孙大勇在婚前可能刻意隐藏自己的缺点，展现出更多的体贴和温柔，让李红误以为他是个好男人；但婚姻生活远比恋爱复杂，它涉及到更多的日常琐事、经济责任和家庭责任，这些压力促使孙大勇原本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

但更深层次的，婚姻关系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期待。一部分男性进入婚姻后便表现出对女性的压迫行为，这种“变坏”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原因所驱动。

《出走的决心》剧照

一方面，一些男性在结婚之后会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父权制社会结构赋予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男性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被认为应当拥有对家庭成员的决定权，包括妻子的行为和选择。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向着性别平等的方向迈进，但不必讳言，传统的性别观念仍有市场，部分男性在潜意识中将配偶视为自己的附属品或财产。

这种认知偏差一旦形成，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就会对妻子失去平等和尊重。婚后的孙大勇，与李红爆发第一次激烈的冲突，他如此斥责李红，“谁家老娘们不听老爷们的话”，这是将妻子视为私有物的体现。

加之，有些男性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不安全感或自卑感，他们通过掌控配偶来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自尊心的满足，这种内在需求与外部的社会性别规范一拍即合。婚后李红又有工作后，孙大勇愈发觉得李红不可控制，不安全感开始转化为对李红的极尽贬低。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结构中，性别角色分工遵循约定俗成的模式：男性被期待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女性更多地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如管理家务和抚养子女。尽管现代社会对性别角色的看法有所改变，但这种性别分工仍影响着很多人的行为。当一对恋人步入婚姻时，他们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女性因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放弃职业追求，这无形中削弱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原本平等的关系也发生变化。

恋爱中，当孙大勇和李红都有工作时，他们是平等的，结婚后当李红因为下岗以及生育而失去经济来源，哪怕之后有工作收入也不及孙大勇时，孙大勇就认为他高人一等。经济优势赋予他更多的话语权，也无形中增强了他的控制欲。

孙大勇自认是一家之主，自认他扛起这个家，“我在外面做孙子”，所以他觉得回家李红就得伺候他、捧着他。李红控诉他，“你在外面当孙子，回家你把我当孙子”。这亦反映了婚姻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男性在外工作承受压力，回到家后便将这种压力转移到妻子身上，并视为理所当然。对此，上野千鹤子讽刺道，“帮丈夫缓解紧张情绪被视作妻子的职责，因为‘男人一出门就有七个敌人’。莫非女人一旦成为‘自己人’，就会化身为方便好用的化粪池，可以无限处理各种污物不成？”

传统性别分工的压迫不仅指向女性，其实也指向男性。对于男性而言，社会期待他们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并将事业成功视为衡量男性价值的首要标准。这种压力迫使许多男性在外不得不忍受各种委屈，甚至牺牲个人尊严，以换取职场上的晋升和物质回报。长期的压抑和紧张状态使他们难以保持心态的平和，容易将外界的不满和挫败感转嫁到妻子身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综上，电影中的孙大勇从一个看似憨厚老实的恋人，逐渐转变为对妻子颐指气使、漠不关心的丈夫，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演变，也是在一个充满结构性不公的婚姻制度中人性“变坏”的缩影。电影并非反对婚姻，而是检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划分。

女性同盟何以脆弱？

《出走的决心》并非有意去针对男性的另一个重要例证是，李红此前两次出走决定的夭折，最终都是因为平日里支持她、理解她的女儿的挽留。她放弃出走并非因为丈夫的反对。

一开始，观众都以为孙晓雪是妈妈的同盟。从小到大，孙晓雪目睹母亲在家庭中的付出与牺牲，目睹父亲对母亲的各种语言暴力，“打我记事起，你没对我妈说过一句好话”，她理解母亲的痛苦，多次鼓励母亲离婚，认为母亲不离婚太“懦弱”，甚至因为父母婚姻的不幸福而对爱情和婚姻产生悲观念头，“这年头没人信琼瑶了”。大学毕业后，孙晓雪遇到爱人步入婚姻殿堂，并与父母一起生活，平日里父母有争执她都是站在母亲这一边。对于长期受困于家庭枷锁中的李红来说，女儿的支持无疑是一束温暖的光。

可偏偏是孙晓雪，在李红真的下定出走的决心时，成为阻止母亲出走的关键因素。

第一次是李红35周年同学会，李红非常想念老同学，决定从待了三十余年的郑州去往成都参加，孙大勇不出所料跳脚反对。孙晓雪虽然怀了双胞胎、也临近预产期，还是支持妈妈去参加同学会，并给妈妈买了参加同学会可以穿的漂亮红裙。但随着产期提前，孙晓雪还是因为不安全感恳求妈妈留下来陪她，李红没有任何犹豫，“妈哪也不去”。

李红第二次决定出走时，孙晓雪的两个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这几年的时间里，李红一把屎一把尿把两个外孙拉扯长大，照顾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她还因为过度劳累以及对孙大勇忍无可忍而崩溃自残，去医院检查出罹患中度抑郁……痛定思痛的李红决心自驾游，实现自己青春岁月时“天南海北，自由自在”的梦想。她学车、买车，为自驾游之旅做了各种准备，生活才有了一点盼头。

孙晓雪一度也支持妈妈。李红罹患抑郁症，孙晓雪陪妈妈看病治疗；李红学车，孙晓雪鼓励；李红买车的钱不够，孙晓雪帮妈妈凑齐……就在万事俱备、李红终于决定出走时，失业一段时间的孙晓雪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她答应新单位不请假，她需要李红再度留下来帮她照顾两个孩子，让孙大勇照顾她不放心。她对李红说，“等我在新公司站稳脚跟，咱一家人带着两个宝出去玩”……“还是你的前途重要”，李红答应女儿的请求，她再次为女儿留下来。

这一幕非常残忍，女儿困住了母亲。这一现象揭示了女性同盟在面对结构性压迫时的脆弱性。尽管母女二人在情感上有着深厚的共鸣与支持，但孙晓雪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与承担母职之间左右为难，最终决定牺牲母亲的自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牺牲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结构性压迫下的懦弱和无奈，它无情地揭露了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中所面临的内嵌的、系统性的不公平。

《出走的决心》剧照

长期以来，女性被期待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育儿任务，而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工作中。比如李红作为女儿、姐姐、妻子和母亲，一直承担着更多家务劳动，为家庭任劳任怨做出牺牲；而作为新一代女性，孙晓雪对传统性别角色固化表现出不满与反抗，然而，孙晓雪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比丈夫多得多的照顾孩子的责任，她的内心深处也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照顾孩子。可见，性别角色的固化甚至深深植根于很多现代女性的意识之中，让她们在追求自我与顺应期待之间摇摆不定。

而一旦女性遵循“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家庭中分散太多精力，在职场上便处于劣势地位，职业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孙晓雪就因为请假太多而失业，并且更难找到工作，她遭遇了“母职惩罚”。

如果无法挣脱这样的性别分工、不敢让男性更多参与育儿与家庭事务，那么，在缺乏有效社会支持体系的情况下，职业女性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往往需要依靠其他女性来填补家庭的空缺。当孙晓雪重返职场时，她只得要求母亲来填补这个空缺，她以牺牲母亲的追求为代价实现自己的追求，成为母亲的“压迫者”。

在孙晓雪身上，我们清晰看见在一个不公平的、对女性造成压迫的系统中，一个现代女性“内化压迫”之后，成为“压迫者”的残酷过程。

所谓“内化压迫”，就是一个刻板群体中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将对自己群体中他人的普遍看法内化。性别领域中的“内化压迫”，意味着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压迫者的价值观和偏见，并在心理上认同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约翰·卡罗尔大学哲学教授莎伦·M. 凯将“内化压迫”看作机场里的自动步道。套用她的比喻，主动的性别歧视行为就像是在传送带上快速地行走；被动的性别歧视行为就像是直直地站在传送带上，去往与主动行走的人相同的目的地。一些女性或许能感受到传送带的存在，选择了转身，不愿去往那个与他们相同的终点站。但是，除非她们能够以大于传送带的速度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否则她们会发现自己无力反抗，只能顺着人流去往那个终点站。

换句话说，现代女性孙晓雪能够意识到传统性别分工与期待对于女性的深重压迫，只是她的这种意识，无法“以大于传送带的速度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她最终还是去往“内化压迫”的目的地，被动地将传统的性别分工内化了——女性就是更适合“主内”、更适合照顾孩子、更适合为家庭做出让步。而在“内化压迫”之后，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她甚至成为母亲的压迫者——她从支持母亲转变为反对母亲、“勒索母亲”，无意中延续甚至加剧原有的不平等状态。

这令人痛心。原本，女性在面对共同困境时倾向于相互支持、携手抗争，然而，针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轻易导向女性的“内化压迫”，甚至让女性成为另一名女性的压迫者，让女性同盟显得脆弱不堪。孙晓雪在关键时刻成为母亲的阻碍，正是这种悖论的具体表现。这不仅是一曲女性的悲歌，更是对性别分工不平等和歧视的批判。

因此，《出走的决心》并非一部简单的性别对抗之作，而是在引导观众超越性别对立的狭隘视角，共同关注并思考如何打破压抑女性、也压抑着男性的性别分工困境。

从个人角度而言，李红的出走是勇敢的选择，她“以大于传送带的速度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彻底走出“内在压迫”，获得自我的解放。从社会性视角来看，打破性别分工的结构性压迫，离不开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努力。电影并非反男性、反婚姻，恰恰相反，从孙晓雪与丈夫徐晓阳（张本煜 饰）的关系上，《出走的决心》试图为观众提供一个观察下一代如何在婚姻中不断接近男女平等的窗口。

相较于传统婚姻模式，孙晓雪与徐晓阳在沟通上更加坦诚，在处理分歧时更注重于双方一同寻找解决之道；特别是徐晓阳通过实际行动来分担家庭责任，比如换岗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两人的性别角色慢慢地不受限于传统框架，而是根据各自的诉求和意愿进行必要的均衡和调整。

只有当男性和女性不再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所束缚，没有所谓的男性就应该做什么或者女性就应该做什么的压力，并且，女性怀孕、生产、育儿乃至于承担家务的成本能够与伴侣公平地分配，婚姻才不会吞噬爱情，男女也可以成为同盟，每个人才能真正成为性别平等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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