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栏|《抓娃娃》最刺目的三点，却无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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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抓娃娃》剧照，图片：影视资料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此处刊发略有修改。原标题：《抓娃娃》：有关教育、亲子与阶层的痛点和争议。

《抓娃娃》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中有关教育方式、亲子关系、成功标准等诸多痛点议题，但也因为某种世故与权衡，最终让影片的反思失去了力度，也让影片充满悖论与争议。文章后半段会讨论该片最刺目、却也几乎无人讨论的三点。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非非马

2024的暑期档电影院线，由沈腾马丽担纲主演的《抓娃娃》，无论是票房还是话题度和讨论度，都“爆”了。当然，热度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对于一部由“沈马组合”担纲、既有密集笑点又直切现实议题、还携带着黑色荒诞悲剧基因的“喜剧片”来说，火爆是必然，争议也是必然。因为影片所试图探讨的教育观、人生观（成功观）、阶层观、亲子关系等问题，本身就直关当下、直戳痛点，其中也的确存在可讨论的灰度空间，引发不同解读和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就我个人而言，二刷《抓娃娃》，会觉得它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的电影，但我更想着重讲讲这部片子存在的几重悖论，也试图分析它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电影是社会现实的表征，“观后感”亦是。

假“装穷”与真“恐穷”的对立

电影第一重悖论，立场的悖论。

简单来讲，《抓娃娃》讲了西虹市的首富怎么装穷养娃的故事。这里，有必要回述下开心麻花的“西虹市宇宙”：

在这个电影序列里，主角从来都是“小人物”——哪怕夏洛（《夏洛特烦恼》，2014）和王多鱼（《西虹市首富》，2018）都曾短暂地所谓成功过、暴富过，但他们最后都还是选择了“回归”小人物身份、回归到普通的烟火生活里。

在这些作品里，财富与名利固然是令人渴望的，但电影通篇还是在告诉观众：君子爱财，但须得取之有道，这世间也总有些东西一定比钱更珍贵更重要。

沈腾主演的小人物，尤其是王多鱼，纵是缺点多多，终归还是个正派的小人物，在危机时刻会发出人性的光辉（主角的光环）。可以说，站在小人物和芸芸众生的立场，是开心麻花最重要的创作标签之一（《独行月球》算半个例外）。

有钱人、权势阶层，更经常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比如《夏洛特烦恼》里的贪腐区长、《羞羞的铁拳》（2017）里腐败的拳坛副主席和他靠假拳与贿赂裁判而拿下拳王的儿子，《半个喜剧》（2019）里依仗父亲权势欺压同伴、欺骗女性的纨绔渣男。

而普通人中，对金钱与成功奴颜卑膝欺上媚下的丑态，也从来都会被“调拌”成开心麻花式的讽刺笑料。

但是这一次，《抓娃娃》却讲了一个真首富装穷的故事，尽管这个首富的人生起点是贫苦，他的成功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那么问题来了：有钱人培养“接棒人”的故事，也许会让老百姓仰望羡慕，但要如何能让老百姓共情共鸣？这就好比在现实中，某位首富可以潇洒地抬抬手就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小目标”，可那却是芸芸众生一辈子也不可能企及的“化外之境”。

于是，沈腾（饰演马成钢）要演的故事就必须不能是现实版真富豪的接棒人养成计划；他只能去演中产家庭的“抓娃娃”故事——舍得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入场的城市中产群体，也正是构成中国当下电影市场的观众主力军。

但悖论也随之而来。有谁曾在社会新闻中真见过中国富豪装穷养娃的故事？这是电影剧本与社会现实的第一重错位。而对中国的城市中产而言呢，他们“抓娃娃”的心态和马成钢春兰夫妇是一样一样的，可“炼钢”手法却几乎没可能是“装穷”。

因为，当下整体的时代语境是慕强恐弱。一个家庭如果是真穷或者哪怕只是“显穷”，都会给家长和孩子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自尊与面子受挫，甚至引来歧视、羞辱与霸凌，就如《抓娃娃》中所呈现的那样。

更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是怎么鸡娃和卷娃的呢？卷学区房和学校、卷兴趣班和辅导班、卷度假地和国际夏令营；还得拼爹拼妈拼原生家庭，拼房子拼车拼仪表谈吐与气质。

中国式中产父母最典型的影视呈现，恐怕就是2020年爆款剧集《三十而已》里的顾佳。为了卷进顶级幼儿园咬牙贷款数千万买“学区房”，为了将儿子培养成精英入名校，给他报马术班编程班各种班。而她最出圈、最被热议的情节就是，手拎香奈儿却在一众拎爱马仕的太太里自惭形秽，连合影都不好意思露出自己的包。

这是不是与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撰写的畅销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2018）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构成了电影文本与现实的第二重错位。

也因此，《抓娃娃》中的马成钢似乎注定只能被“设计”成一个充满悖论自相矛盾的结合体，内里揣着一颗中产父母鸡娃的心，却披着富豪的“外衣”装穷抓娃——因为，非如此无法构建喜剧所需要的夸张效果，非如此无法制造戏剧冲突，也无法抖包袱出“笑点”。是的，剧中的很多所谓笑点，都来自于真富豪怎么装穷。

就这样，自2014年的《夏洛特烦恼》开始，到2022年的《独行月球》，再到2024的《抓娃娃》，开心麻花的大银幕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当今喜剧界的顶流沈腾，一步步从“小人物”变身“成为英雄的小人物”，而后终于站上“名利之巅”成了“真首富”。这是不是也非常暗合银幕之下演员本人乃至开心麻花的十年成名路？

当富人装穷建构了一部电影的诸多笑点时，它引发部分观众的心理不适就难以避免，因为会被认为冒犯了穷人（普通中产）——尽管，片中马成钢所扮演的城市贫民，其实并非电影的目标观众。也所以，社交媒体上关于该片的一条高赞评论是：电影里是富人装穷，但我们是真穷。

“富豪装穷”这件事儿，普通中产既然无法代入强势的富豪这一方，更容易丝滑代入的，自然就是弱势的“穷人”这一边。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今天。

匮乏感、不安全感，是所谓“穷人”最大的心理标签。但是，当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过去，匮乏感、不安全感也成为当今普通中产的普遍心理标签。否则，“读书的尽头是考公考编”也就不会“蔚然成风”。今年高考志愿填报，但凡是毕业了更容易端上“铁饭碗”的学校、专业，都出现了高分扎堆的现象，远超往年录分纪录。让中国的中产群体最为担心的便是阶层滑落，所以他们才会拼命卷娃卷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讲，《抓娃娃》对于现实氛围的捕捉其实是非常敏锐的，也的确容易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为了“做戏”，也因为各种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它只能“计算”出如今矛盾重重、悖论重重的角色和情节。

难以调和的“父母心”与“接棒人”

在写第三重悖论之前，有必要先来讲讲《抓娃娃》为何会引发巨大争议，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关于《抓娃娃》的创作初衷，两位导演（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么说的：“父母与孩子对彼此人生相互影响的关系，很难定义孰是孰非。一方面，孩子在争取独立成长的空间和人生选择时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父母也应该把握好对孩子人生规划和影响成长的尺度，不能以爱之名完全束缚和绑架。”

显然，导演是想通过影片促成中国式父母与子女的某种和解，在一番抓马冲突与幡然醒悟之后，弥合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但是，一部电影如何被观众感受和接收，并不以创作者的初衷而转移。

一方面，很多中产父母的确如导演所愿，既能共鸣父母苦心炼钢之情，毕竟，大时代结构之下的个体的确太容易被“卷”着随波逐流，但也能从他们的荒诞极端的做法中反思到亲子关系和教育方式中的分寸感与界限问题。

然而另一面，那些代入儿子马继业（肖帛辰、史彭元饰）立场的观众，父亲马成钢便是一个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彻头彻尾的“反派”：以爱之名把孩子当“工具（接棒人）”来养，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强加于孩子身上，为此不惜全方位搞欺骗，各种控制PUA，以及“没苦硬吃”。

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观众评价这部电影是个“恐怖片”。这些观众的情绪应答和解读阐释，本质上是传递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时代情绪，情绪的背面刻印着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集体回忆，甚至是集体创伤。

在这样的群体“观后感”之下，沈腾所扮演的中国式父亲，“居然”没有在“真相大白”之后认真且明确地给儿子道个歉认个错，还琢磨着再硬塞给马继业一个礼物——弟弟妹妹，这个情节也被为数不少的观众解读成“小号练废了，再搞个三号继续炼，好给自己承继家业”。于是，在这部分观众眼里，《抓娃娃》电影文本的价值观就是反面的、禁锢的、落后的，也是强行“合家欢”的，更是该大力批判的。

尽管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抓娃娃》的电影文本从价值表意上来说，批判性其实还是很明确的，尤其是片尾曲中。但我也是在影院二刷该片时才真正从头至尾地听完片尾曲，仔细读完了所有歌词。

下面摘录出来的这几句歌词，我认为其实是能够明确代表创作者的价值取向的：

我不想当风筝/我想当风/你别管我/管我去哪/去莽莽撞撞/心动与受伤/别流泪，为我鼓掌/那才是我要的爱/别为我好/请为我叫好/不在计划内的光/才值得勇敢前往...

你看，在亲子关系、教育观上，创作者的价值导向和那些批判他们的人其实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从客观结果看，双方的“分歧”会如此巨大？恐怕就是因为，这部分观众不允许“父亲”在正片中没有被彻底地塑造成反派，在结局上没有得到真正的惩罚。

但是，编导是不可能让开心麻花的“台柱子”沈马组合去演一对彻头彻尾的反派父母的，甚至电影的相关主管部门也不会允许“反派”成为电影的主角。也所以，编导的确是用一种“合家欢式”的结局，刻意“拯救”了沈马组合的银幕形象。

他们其实是安排马成钢夫妻“认错悔过”了的——以母亲春兰（马丽饰）的口说出，就在马继业发现真相之后。他们最后也接受了儿子遵从自己的意愿，以上清北的高分去了体育学院，而不是继续强行控制他的人生进程。从心态上，他们也接受了儿子只想当一个长跑运动员的理想，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参加的马拉松直播。

将一出黑色幽默的荒诞戏拍成悲剧当然会更有批判性更有力度，但《驴得水》（2016）口碑上佳票房却失利的现实一课，或许在电影市场上已经磨平了开心麻花的锐气与犀利。

也所以，一部电影的结局设计，其实往往并不单纯以编导的意志来决定。好在，《抓娃娃》如今的结局处理，虽然看起来透着“计算”，却也算符合中国的社会人情与中国式人伦。生活中，大部分的中国式父母，纵然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马成钢”的影子，但子女乃至社会，恐怕也很难全然将父母们看作彻底的“反派”。何况，编导想要促进代际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和解，初衷到底还是好的。

“理想结局”与“凛冽现实”的错位

接下来，说说影片的第三重悖论。

影片中马成钢的教育观、成功观（人生价值观）、阶层观看上去是被儿子马继业给彻底反抗了——读书不再是为了“改变命运”、“给爸妈买一套这样带泳池的大房子”，人生目标也不再是为了“不给别人打工，让别人给自己打工”，而是要去勇敢追寻那“不在计划内的光”——这些，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你再仔细回味以下细节，可能又多少会感慨这个“理想化结局”的另一面，其实还是残酷的现实鸿沟。

首先，电影中的马继业的确是“有资格”去彻底反抗父亲给他“高订”的人生计划表的。因为作为首富的儿子，他不必担心陷入普通人需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困境和向上路径，但真若放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里，恐怕99.99%的家长和孩子，都会选择以高分入清北，而不是去体校。马继业的反抗，代表的更多是一种“理想”，是大多数观众在电影院里才能享受到的片刻放飞。这是电影与现实再一次的尴尬错位。

社会中的大多数，要面临的凛冽现实是怎样呢？恰恰也在电影中有所呈现：

富豪的一番幕后操作，就可以让一个四肢动作不和谐、身材比例并不适合做专业舞蹈演员的女孩，轻松被提前“特招”进专业舞蹈学院。但这在影片中被处理成了“笑点”。

富豪为了让儿子尽快走出捡瓶子填补财务窟窿的“困局”，手那么一挥，就可以“包办”一场注定会让观众愤怒到扔瓶子的“比赛”，不止是操弄观众的情绪，更涉嫌操控比赛的真实性（涉嫌球坛腐败）——而这一点，也当然是在片中被刻意地淡化了。

观众只看到富豪一家爽气地在球场上撒欢，独享捡瓶子“富豪之家专场”，体会那种只有富豪才能享有的“天伦之爽”。而体育场的清洁工，则无奈地对着银幕下的“我们”感慨：这年头，连捡个瓶子都得靠关系。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在开心麻花的电影序列里，金钱和权力之被滥用，居然没有以辛辣讽刺的形式被呈现。大概这也是因为，滥用权势的主角是沈腾扮演的。

在《抓娃娃》中，尤其让我感到不适的一个称呼就是“少爷”——马继业身边所有的“群演”，都管他叫“少爷”，而马成钢的大儿子马大俊则是他们口中的“大少爷”。

我不反对富人雇佣他人为自己提供各种服务——但它应该仅仅意味着社会分工的不同，而不该意味着人在社会等级与尊严上的不同。我不赞同这种阶层观。这部电影的优点是反思了当下教育观、亲子关系、成功价值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对上述的三个“特权”细节，它却又没有做出任何形式的讽刺与反思，更谈不上批判。

大概，这种对现实的不加讽刺，才是最大的讽刺。它意味着默认，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圆滑世故，意味着失去——失去讽刺与愤怒的力量。所以我会认为影片的缺点和优点都非常明显。

而比这个“讽刺”更讽刺的是什么呢？是绝大部分观众也无视它们的存在。大概是因为，这符合大多人对金钱特权的“认知”——是普遍被接受的“现实”与“心理现实”。

某种程度上，《抓娃娃》所引发的争议与广泛讨论，可能要比影片文本本身厚重宽阔得多。这，终究是件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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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FT专栏|《抓娃娃》最刺目的三点，却无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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