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刘德华
距离大年初一《红毯先生》正式上映还有整整两周的时候,宁浩的日程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采访地点在北京东五环外10公里,外墙挂着坏猴子影业的logo,除了周边几个村子,见不到多少人影。公司另一处办公点在望京,大部分人其实在那边上班,这里一般是用来写剧本、聊剧本的,因为足够清静。
上一个采访结束,宁浩才有时间吃饭,他说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午饭放在楼下,早就凉透,同事帮忙热了热,两个驴肉火烧,一碗汤。快速吃完,没休息,采访就又开始了,否则再后面的记者会等得更久。话说得太多,他手里抱着一个玻璃杯,咕咚咕咚喝个不停。
图/受访者供图
如此密集地接受采访,宁浩说他只是希望让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都能来看,因为“艺术必须经过交流才完整,作品最终是完成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至于所谓票房,他倒没什么特别期待。用他的话说,《红毯先生》是一盘湘菜,很难让所有观众都从中得到满足。
甚至他觉得,在观众真正看到电影之前,宣传应该做的也许不是把有兴趣的人喊来,而是把没兴趣的人劝住:“你让吃粤菜的人非得去吃湘菜,他会辣得不行;让吃湘菜的人吃粤菜,他也觉得没味儿。”
而就在采访的两天之后,电影又发布了一款新的预告海报,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让观众自己选择?OK!”
沟通的困境
《红毯先生》这盘湘菜,有调味有配菜,料下得很多,以致于宁浩创造了好些说法来讲述它,比如“优雅喜剧”,比如“极简主义电影”。
“我只能这么说,我也不太好找一个东西能怎么概括这个电影,它本来就不是特别具体。一个类型片很好描述,但是当偏向艺术方向的时候都挺难描述,它就是一个感受。如果拿这里头发生的事件去概括,又不准确,想说的不是这东西对吧。”
类似的情况在宁浩这里倒也不算第一次出现了。从前他跟媒体聊《无人区》时,谈到了“宇宙的存在与扩大,夸克的自转与自我繁殖,雄性花粉与男人花心的联系,以及两个猴子偷桃与人性社会属性之间的比喻”;后来聊《黄金大劫案》时,他又谈到了“人生的四种境界,乔布斯的伟大,佛教的多样法门,木匠与椅子的做法,网络微博时代的道德败坏”。不过区别也有,那些讲的都是创作动机,不是电影内容本身。
《红毯先生》的创作动机没那么玄奥和复杂。外在的动机是一个约定:2006年刘德华的公司做"亚洲新星导计划"投资了《疯狂的石头》,让宁浩一举成名,之后俩人一直商量着要合作一回。内在的动机则是源自现实的观察与感受,这也是这盘菜最核心的主料:“关于沟通难的困境”。
图/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这些年最大的一种变化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整体上是好事,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部分,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很难跳到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别人,这时候就会产生不沟通,一探讨问题就情绪化,只站在自己角度说,最后就变成人身攻击了。互联网强化了这个东西,大家的自我意识会在网络环境下找到社群,间接得到了肯定,所以又变成了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很多矛盾。”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所谓内在外在并不代表两个动机孰重孰轻、孰主孰次。事实上,整个剧本的构想最先有的恰恰是形式,宁浩想拍的就是一个香港影星来内地拍戏的故事。因此从成片看来,两个动机像两条交汇的河流一样,融为一体,所有沟通引发的冲突都紧紧围绕着刘德华饰演的刘伟驰——与妻子的、与孩子的、与导演的、与经纪人的、与投资方的、与猪场老板的、与视频博主的、与网络舆论的、与公关团队的……
然而当一个又一个失控都纷至沓来地落在这样一个角色身上时,一种莫名的意味也便油然生出。刘伟驰的困惑与困境,其实亦是人到中年在世事更新面前的不解、不适、尴尬、慌乱和狼狈。而这又是否来自宁浩的某种自况呢?毕竟1977年出生的他,确实已经46岁了。
“我相信每一个导演尤其原创型的导演,他写的每一个人物或多或少都和他的认识、观点、感受有着某种联系。但说它就是描绘的(自己),也不一定。”宁浩并没有承认这种映射的存在,他认为故事最终的走向和效果都是自然的结果:“故事一旦抓到基因,要怎么走是它的意志。除非你生掰,以生掰的逻辑打破叙事逻辑,让你明白我其实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经常跟编剧聊,往往一个创作者是发现一个故事,不是创造一个故事。”
依这个解释来看,宁浩是相信故事的,相信它的独立与力量。可是他接着又说到:“这也是我经常担心电影会被故事绑架的地方。电影有时候弄不好就会被绑架,变成一个流畅的、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儿,这也是要小心的,要不然电影本体的魅力就出不来了。电影的最大功能是弄一个世界,一定是故事完成不了的,很多电影没有故事也是好电影。戈达尔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反对故事,黑泽明到最后就什么故事都行。”
无力的人生
严谨地讲,辣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触觉,热与痛的反应。一道以辣著称的湘菜,除了吃着刺激和痛快,同时也可能惹得涕泪横流。《红毯先生》这盘菜就有这么点后劲。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两面落地玻璃幕墙,窗外是众生喧哗的世界,窗内空空荡荡。刘伟驰一个人骑着平衡车来来回回,刚开始小心翼翼,然后渐渐张开了双臂。
原本设计的结尾并不是这个样子,也按着剧本拍过一版,刘伟驰在家里办了一场聚会,很多小孩在一起热热闹闹。但后来宁浩找到一个景,在里面呆了很久,感觉突然从心里长出来:“玻璃墙有竖棱,看着很通透,但是又跟监狱似的,挺有一种象征感。”于是他给刘德华加了一段站在窗边接电话的戏,通过监视器一看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他应该在这个空间里尝试点什么。平衡车是之前他经纪人骑过的,我觉得他应该试图跟他的经纪人有所交流,尝试一下别人的东西。”
刘德华其实不太会骑那个东西,电影里的小心翼翼是真实状态,反而呈现出了一种艰难维持平衡的意味。骑了几个来回,宁浩问他能不能加点动作,他便又摆出一个类似飞翔的姿势。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宁浩说他觉得很忧伤:“对我来说,突然有一种意义出现。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世界里,我们蛮孤独的。你知道了需要沟通、需要交流,但找不到人,就是无奈感。就像我以前经常说猴子在晃树一样,你就是那个玩意儿,别无选择。”
“猴子晃树”的故事,他在很多场合讲起过很多次了。小时候,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动物园,他经常翻墙进去闲逛。园子里有狮子有老虎,还有一只很老的大象,他不喜欢狮子老虎,它们不搭理人,也不喜欢大象,总担心它什么时候死掉了。他喜欢看猴子,它有情绪,会冲着人呲牙,会扒着笼子吓唬人。看得多了,宁浩发现猴子每次都在那儿拼命晃树,不管有没有人看它。最初他还奇怪这家伙为啥这么干,再一想,它不晃树又能干吗呢。
这个无意的发现从此成了他的价值底色。他觉得人和猴子一样,活在这个世界里忙忙碌碌无非也是晃树,好像在为自己寻找意义,其实不过虚妄,却也别无他法。后来他开公司,便以“坏猴子”来命名,门口放了一件雕塑,是成为斗战胜佛后的孙悟空,盘腿而坐,金箍棒横在膝上,俯首闭目。
“我对那种无奈和无力的东西比较敏感。人生说到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你控制不了什么,看似你在控制什么,实际什么都不是,你只能这样而已。”宁浩说,他以往的电影虽然没有落在这种对于人的怜悯和悲哀上,但人物在里面也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只是个棋子儿,被扒拉到这扒拉到那。“命运比你大,你什么都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喜剧的人,他做的是荒诞剧,不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且非常严肃地面对问题。只是荒诞的部分往往会令人发笑,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你站在全局的角度,人物的命运就变得可笑,他越努力越可笑,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徒劳的。”
但他并不否认笑的意义:“讲笑话才能对抗,当你左右不了命运和结局的时候,可以选择姿势。”也因此,尽管悲观,宁浩留在公众面前的,却好像永远是一张顽皮的笑脸。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让我洗衣服。我对洗衣服深恶痛绝,拿个搓板搓得手痒痒,每次都是愁眉苦脸。然后有一个大哥跟我讲,愁眉苦脸也得洗,开开心心也得洗,你逃脱不了这件事,但是态度可以选择、心情可以调整。”
内心的状态
宁浩开始动笔创作《红毯先生》的剧本,是在《疯狂的外星人》之后。那部电影上映于2019年的春节,7天累计票房14.48亿,位居同档期第二,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纪录,但豆瓣评分只有6.4,在他的所有长片里最低。彼时他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说这将是他最后一部作者电影,下一部他要试试工业化,拍点无情的电影。记者问他是玩笑还是正经话,他眯缝着眼,笑对所有诘问。
如今看来,《红毯先生》并不无情,更不工业化,仅有380多个镜头的节奏甚至有点“反”工业化。宁浩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算是一次自我回归,因为他成名之前的两部早期作品《香火》和《绿草地》就都只有400多个镜头,他怀念那种简洁地讲故事的语法。当然,《红毯先生》的容量比那两部电影要大,所以同时也是挑战。
不过当初的话却倒不全是玩笑。宁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他确实有点想拍一部大片,但最终没下去手:“我以前觉得能在大片里找到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老写不动。我总得装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如果在里头找不到就挺困难的。”
图/受访者供图
倘若不算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两部参与的集体作品,从《疯狂的外星人》到《红毯先生》,宁浩已经阔别大银幕五年了。而从《疯狂的外星人》到再上一部的《心花路放》,中间也隔了五年。这十年,他只拍了三部长片,比起上一个十年,数量少了整整一半。
这十年,宁浩看上去扮演了更多角色,从一个单纯的导演变成了全方位的电影人。从《心花路放》起,坏猴子影业从制作逐渐向出品、发行、营销的电影生产全链条扩展;2016年“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公布,宁浩又开始扶植文牧野、路阳、申奥等一众青年导演,帮他们完成立足影坛的奠基作品。
尤其随着《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两部爆款的出世,加上之前《疯狂的石头》创造过的小成本奇迹和《心花路放》的年度国产票房冠军,事实似乎不断证明着,在市场面前,宁浩总是表现敏锐。
但宁浩说,一切实际都并非刻意而为。“一开始是一个导演工作室,然后会发现你想下一次(拍摄)再找一些人来就很困难,那你就想把团队固定下来。固定下来得有事干,就弄个公司接点别人的活。以前遇到过一些困难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个公司就能去融资,发行是不是有点话语权。公司既然都有了,反正也得干活,那挑点有价值的干吧,做青年导演是有价值的,就做了‘72变’。”而且说到底,他光管创作的事情,经营都交给了合伙人,所以很多电影的片头里,他的名字都只是监制而已。
至于几部电影在商业层面的成功,他则归功于了时运:“很多时候是运气比较好。拍《疯狂的石头》时,时代选择了你;弄公司也歪打正着,青年导演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市场又需要新鲜东西,赶上了。(当然)产品这种事要靠对技战术的了解,还是要想办法把手艺活干好。”
宁浩形容自己是一个“中等生”,单看票房不算成功,观众也没那么广泛,艺术上更没什么成就,A类电影节的奖一个没拿过。“(表现)突出的就是中庸之道吧。”说完,他自己也呵呵地笑了。
把“中庸之道”换一个词,即为“平衡”。在宁浩这里,平衡不是杠杆两端的对等,而是一个三角的稳定,一角是自己,一角是作品,一角是市场。“市场不能不尊重它对吧,作品本身的完整性也不能不探讨,还有(就是)自己喜好的东西。电影就得有一个电影的样子,必须得平衡。如果仅仅是一个叙事工具,干吗不写小说,这成本多低。”
尽管这种平衡可以被称作宁浩的电影生存之道,或者说是他这只猴子选择的晃树姿势,却不意味着他全然乐于此道。算上去年已经拍完的下一部新片,宁浩的履历总共有十部电影,但他觉得这十部都只是作业,而非作品。有一天,也许当自己把平衡扔掉去玩一把时,那可能才是作品。
“其实我还挺尊重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我必须要找到我爱的那个部分,阈值可能会调高,不是说对什么都充满激情,但还是有喜欢的东西。拍电影太难了,如果我不爱,我就坚持不下来。”宁浩说。
作者: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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