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真相,导演,董润年
窗明几净的某“大厂”总部,电影《年会不能停!》男主角胡建林周围,尽是光鲜亮丽的年轻同事。反观他自己,衣着俗气古板,双眸盛满不安。
这个老钳工一遍遍自问,为什么被调到总部的人是自己?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样想着,他变得平静而自信。
胡建林身上有董润年的理想寄托。(图/被访者提供)
尽管作为角色,胡建林身上的特质是戏剧化且经过高度提炼的,但该片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确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自己有一些长辈亲戚,就是平时话不多,工作非常认真、努力的。他们为自己有一门手艺,为自己的技术而感到骄傲。”
不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非但没有胡建林这样的奇遇,得不到那么新、那么好的机会,而且都被认为是落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手工或者手艺吃香的时代了”。
电影是董润年内心的“火苗”。(图/被访者提供)
在这样的时代面前,在AI等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董润年却仍将自己的“一些理想”寄托在胡建林身上。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别人说你过时了,你就真的过时了吗?当你心里那簇火苗还在,你还有相信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给自己打出一个新的天地来。”
生活不能停
董润年的心里也有一簇火苗,叫作“电影”。为之添柴加薪的燃料,则叫作“生活”。
20世纪80年代,相声是天津许多电台的保留节目,从下午1点30分一直放到傍晚5点多。在一户寻常人家,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收音机旁,一下午一下午地听着相声。这个小男孩就是董润年。
电影《狮子王》。(图/豆瓣)
那些年,小润年还跟着“票友”奶奶,一起看了很多京剧。直到1995年前后,即将初中毕业的他,赶上了中国引进美国分账大片的节点,《狮子王》等电影的动人故事,就这样深入了他的脑海。
之后,他又观看了《侏罗纪公园2》《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意识到原来电影可以如此丰富,“拍电影这事儿太好了,它真的能够让你进入到一个梦想的世界,在里面遨游,然后忘却很多烦恼,而且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快乐”。
1999年,高中学理科的董润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导演专业,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为志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本科毕业后,董润年选择保研,继续攻读电影学(影视创作方向)硕士。一堂课上,老师对他和同学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加入了这么一个夕阳产业?”
如今回望,中国影视行业彼时处于起飞前期,刚毕业的年轻人想马上当导演,其实还很困难。大部分毕业生得先跟组做场记、副导演等工作,熬上五六年甚至10年,才可能获得自己导戏的机会。
董润年与管虎共同编剧的《厨子戏子痞子》。(图/豆瓣)
董润年选择了另一条路:先从剧作开始,也就是先做编剧。他觉得,剧作也是了解整个行业、提升自己讲故事能力的一个方式。
2018年,董润年终于凭借自己的剧本《被光抓走的人》,得到了做导演的机会。而在此前1年,他其实还构思了一个职场讽刺喜剧,灵感源自身边的人,以及对生活的体察。
董润年父母是天津某国营厂的双职工,在他小时候,父母常在晚饭时间闲谈上班时碰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久而久之,董润年发现自己了解最多的,不是自家生活,而是父母的同事和单位的事。
董润年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被光抓走的人》。(图/豆瓣)
后来,董润年也成了一名上班族,在学校任教。
在早高峰地铁上,他看着一个个乘客“行尸走肉”似的上班通勤,仿佛整节车厢的顶都被压低了;在朋友聚会上,他听到自己的同龄人或者年纪更小的人,谈论一个永恒的话题:吐槽同事、上司,或者吐槽工作本身。
“其实当代人上班这件事,是主流人群的主流生活。”这种感受带给董润年“去写、去做”的冲动,他决定创作一部职场喜剧,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寻故事背景。
导戏时的董润年。(图/被访者提供)
1997年前后,董润年父母这一辈国营厂员工,经历过一次社会性的、对下岗失去工作的恐惧。
尽管大家最终“喘过气来了”,很多下岗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机会,甚至找到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但他觉得,“对于所有上班的人,不论哪个时代,其实失去工作都是他们心里很恐惧的一件事”。
所以,董润年和团队将故事背景定为裁员,先从自己身边的上班族开始,展开了剧本创作的前期调研。
董润年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都在大学就读理工专业,毕业后进入了IT行业。通过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以及到企业里实地调研,创作团队了解了这群上班族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想法。
虽然经常跟同学们联络,但每次聚会,董润年还是会碰到自己听不懂的“互联网黑话”。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黑话不过是行业术语,即使被赋予了自嘲和讽刺意味,它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所以,他和团队将这些话加入剧本不仅仅是为了讽刺和批判,也是为了与“胡建林”般的现代职场“小白”形成反差,制造笑料。
《年会不能停!》中的老员工(左)和职场“小白”(右)。(图/被访者提供)
经过同学们的引荐,董润年和团队又跟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进行了交流,从而发现,“大家吐槽的很多事,本质没有任何区别,反映出的很多矛盾其实是类似的”。
这批调研对象,尤其是刚工作三五年的年轻人,对于跳槽和失去工作并不是特别恐惧,在董润年看来,多数人“其实挺意气风发的,甚至有些人跳槽很频繁,很敢于辞职”。
还有些人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喜欢当下的工作,“恨不得马上被优化,因为可以拿到赔偿金,如果(赔偿金)足够丰厚,甚至可以休息两三个月去玩”。
在生活和调研中获得的启发,或直接,或间接,或经过提炼和变形,被董润年和团队用在剧本当中,形成了主人公所在部门要展开末位淘汰,导致他陷入困境的故事雏形。
董润年和团队在创作期进行了大量调研。(图/被访者提供)
创作不能停
2019年年底,《被光抓走的人》上映,当董润年忙完相关工作,再次拿出之前那部职场喜剧时,已经是2020年了。在打磨剧本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
新闻中称,北京望京某互联网公司在进行办公楼卫生检查时,发现了一名寄居的流浪汉。他白天躲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储藏间里,晚上人去楼空时再溜出来,先到茶水间吃东西,再找地方洗澡、睡觉。整整一个月,没人知道他的存在。
“我们以为互联网大厂聚集了一批最聪明的人,他们用最先进的管理方法、各种我们不懂的词汇,生成了一个高效的管理综合体,但是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震惊之余,董润年想到,“当你足够聪明、足够有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生存的空间”。
新闻中的荒唐与反讽,激发董润年和团队修改剧本,将主人公变成到集团总部“告状”的下属工厂负责人。主人公尝试未果被赶出总部后,丢了手机和身份证,为了能见到董事长继续告状,便像那个流浪汉一样寄居在总部里,假装上班。
第二版故事的主人公更接近庄正直这个角色。(图/被访者提供)
写着写着,董润年还是觉得整个故事有些单薄,于是和团队展开了第三次、第四次调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职场环境和上班族的心态,已经和之前大为不同,“每个人都在谈论裁员的阴影,每个人都在谈论这种忧虑”。
三四十岁的上班族即便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拥有相当的地位和积蓄,也还是有危机感和恐惧感;年轻人也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意气风发,而是展现出超越其年龄的老成,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和未来。
根据这样的现状,故事的裁员背景被扩大了,从单一部门的末位淘汰,演变为整个集团在转型过程中,为了保住现金流,进行大规模裁员。
相较跟现实对号入座,董润年更倾向于通过诸多角色,展现职场人的一些共性,譬如职场环境、职务职位对年龄感的影响,还有人生阶段与境况对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的影响等。
《年会不能停!》中的孙艺洲。(图/被访者提供)
除了现实土壤,董润年和团队还从传统艺术的土壤里汲取创作养分。
比如胡建林这个角色,其人设是董润年父母一辈工人的品质与大鹏自身特点的融合,经历则参考了经典相声作品《连升三级》。再比如人物关系的设置,传统戏曲的角色排列和表现形式在当中均有所体现。
董润年尚未考虑过,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创作,但他的确爱好广泛,光是音乐上的取向,就横跨流行、交响、古典、说唱、抖音神曲等多种类型,而且,他经常刷短视频,对网络热梗很熟悉。
创作者应当是包容的,董润年这样相信着,“只有接触了不同的东西,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他乐于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并接受各种东西的影响,“如果看到一些我觉得很新奇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当下的创作”。
传统文化影响着董润年的创作。(图/豆瓣)
剧本定稿后,以《年会不能停!》(下文称《年会》)之名立项,并于2022年年底开机。剧组里喜剧演员的比例很高,“大家能认定是喜剧人的,或偏向喜剧属性的演员,大概有20个,都是不同体系的”。
快乐不能停
大鹏是东北喜剧的代表,白客是网络无厘头的代表,孙艺洲遵循情景喜剧的表演方法,王迅具有西南喜剧的感觉,脱口秀演员表演语言的艺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选手则非常舞台化。
不同的喜剧表演方法和类型,如何在短短2小时的电影里统一,是拍摄的难点与乐趣所在。通过反复沟通,董润年跟大家“对齐了颗粒度”,达成了共识:本片是一部结构性戏剧,包含很多反讽戏谑的内容。
因此,演员们在表演时没有刻意喜剧化,“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状态去演所有的笑点、笑料,当观众代入这些人物,开始理解他们、认知他们,人物身上所有的错位形成的荒谬感,会产生喜剧的力量”。
《年会不能停!》于2023年12月上映。(图/被访者提供)
胡建林记人名,是全片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之一。
决定将主要人物放在HR部门时,创作团队跟董润年的一位时任某互联网大厂HR总监的高中同学开了很多次会。同学透露,HR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head count”,也就是字面意思的“数人头”。
同学说,当一个企业大到上万人的时候,领导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职员,因为每天都有入职和离职的,少则上百人,多则几百人。所以HR每周都要清点各部门的人数,以便决定下一季度的预算倾斜以及人员配置,“这是整个管理系统的基础”。
但是,如果HR在裁员期间数人头,被数到的人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个“基础”操作,而是只会感到恐慌。就像影片中呈现的,当胡建林这个颇受器重的新HR,主动跟基层职员打招呼、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如芒在背。
胡建林的目的却不是吓唬大家,于是错位产生了,笑点随之出现。置身事外的观众当然不会感到恐慌,而是站在全知视角,被混乱的景象逗得前仰后合。
《年会不能停!》令观众笑得不能停。(图/被访者提供)
董润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所谓的天津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对于喜剧他肯定是热爱的,“一旦有机会、有这个可能性,就希望做一点喜剧”。他希望将自己被相声、京剧或电影逗笑时感受到的喜悦和慰藉,传递给看他作品的观众。
“我也挺期待,我们这个电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董润年说,“能让一些打工的观众、一些‘痛恨周一’的观众,看完了觉得‘我今天还行,可以爬起来上班’,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喜剧片场的氛围往往比较轻松,《年会》也不例外。虽然每位主创的性格不同,有的是“社恐”,有的是“社牛”,但因为剧本完成度高,所以无论老伙计还是新朋友,都配合得非常默契。
基本上所有合作者都用“温和”“脾气好”来形容董润年,这令自认为在片场“有点凶”的董润年略感讶异。假如一定要寻根溯源,他觉得可能跟自己高中学理科、做过编剧,而且合作的都是优秀团队有关。
董润年被认为是一位温和的导演。(图/被访者提供)
每部作品开机前,董润年都会跟统筹人员和执行导演做好相对详尽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戏份、场景、景别、人数具体分析,争取让第二天的拍摄以最高的效率、最小的代价来推进。
董润年原本是个急性子,10年的编剧经验在让他沉静下来的同时,也让他对自己的剧作更有把握,不会因片场的突发状况而担心或焦虑。
另外,董润年每次合作的团队都非常专业、负责,他会跟大家提前做好沟通,所以拍起来“感觉还挺轻松的”,基本上没给过他发脾气的机会。
对于演员,董润年希望能给予其保护和空间,因为演员不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表演很费体力和精力,“如何让他们在最少的条数里拍完,其实都是在拍的过程中,也在慢慢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巧”。
董润年庆幸,自己做导演时合作的演员“都非常好”,给他惊喜的可能性高达95%,“演的时候我在底下看着说‘原来还可以这样’,觉得非常开心”。
白客在《被光抓走的人》中 。(图/豆瓣)
理想不能停
《年会》杀青后,董润年看到了企业裁员潮的新闻,“不光是互联网企业,很多传统企业也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的裁员规模,其实我看了挺难过,也挺焦虑和痛心的”。
董润年深知,电影很难真正解决什么问题,但如果这部戏能给已经被裁员或面临裁员风险的观众一点“心灵按摩”,让他们找到情绪出口,宣泄困苦和烦恼,“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点事”。
身为编剧和导演,董润年一直有自己想做的事,也知道自己的热爱和理想是什么。
“我当然希望电影行业能变得越来越好,但首先我希望电影行业能够坚持下去。”眼下,电影行业经受着多重因素的冲击,但董润年还是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相信艺术还是因为人的个性而存在,只要观众还是人类,作为人类的创作者,就还有存在的价值”。
董润年说,如果这部戏能给已经被裁员或面临裁员风险的观众一点“心灵按摩”,“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点事”。(图/被访者提供)
在他看来,中国电影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年轻创作者越来越多,他们的想象力和执行力、所拍摄电影的广度和深度,都给董润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学导演的女同学也越来越多,“不管这当中有多少人最终走上导演岗位,但是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极大程度地开拓影视创作的视野”。
作为导演,董润年更倾向于艺术方面的管理。虽然国内存在不同的制片体系,每个导演也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他总是希望能尽可能专注在创作上。
在董润年心里,创作是很个人的,创作者常常借由作品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这样一来,创作者有时候很难遇到一部让自己很有改编冲动的作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带着“原创可能更容易体现作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表达”的想法,董润年通过自己笔下的故事,展现他对世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探索,表达自己的观点。
偏爱与坚持原创,不等同于排斥改编,或认为改编不好。董润年相信,自己总会遇到这样一部文艺作品,里面有触动他的地方,让他有尝试改编的冲动。在此之前,他的自我表达主要还是通过原创作品,其中,角色台词是最重要的媒介。
《年会不能停!》是献给理想主义者的赞歌。(图/被访者提供)
《年会》里有一句他很喜欢但完全不同意的台词: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得有人在底下增加摩擦力。他认为,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这句话合情合理,“揭示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东西”,只不过在影片中,话里蕴含的价值观被“可能更坚硬一些的东西”撞碎了。
在现实中,也有这样“更坚硬一些的东西”,而一千个人去看,会有一千种理解。有人理解为笑料,有人理解为血泪,也有人理解为理想主义的余晖,或表达疑惑,或发出唏嘘。
董润年则将其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理想主义的劲头进入社会的,很多人在这中间被打击,然后被磨平了棱角,但不意味着还抱有理想主义的人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坚持原则,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
董润年在《年会不能停!》片场。(图/被访者提供)
就像不曾妄自菲薄、没有轻言放弃的胡建林那样,“前提是你真的相信自己的优点,然后你努力去做,就一定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或者至少带来一些意义”。
在这首“给理想主义者的赞歌”里,董润年揭示了他所相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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