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久没有在国产电影院遇到能看的喜剧了。
伍迪·艾伦曾说,喜剧的秘诀在于“不要写笑话,而是要写故事。”与其他题材的类型电影一样,故事的精神内核,讽刺和冒犯的对象,决定了这是不是一部好的喜剧。
于和伟、郭麒麟新片《二手杰作》于上周上映后,毫不意外地,收获了对诸类电影几乎成为惯性的批判声。观众主要讨伐的重点,围绕故事悬浮、厌女等等,也在意料之中。
但如果按照伍迪艾伦对喜剧的阐述,光是在有所表达这一点上,《二手杰作》其实就并不差。至少,与近年来多半乏善可陈的国产院线喜剧相比,是值得说道的。
曾经的国民喜剧梦工厂开心麻花,近几年院线表现大都乏善可陈。要么是堆砌廉价笑点,以丑角为主的闹剧。要么走励志或温情风,用一个滥俗的、迎合庸常情感的商业套路,调动观众在笑声和眼泪中间走一遭。
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喜剧。作为戏剧的一种,喜剧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只让人发笑,不能让人留下的廉价流泪,感官上的刺激,充其量只是情绪安慰剂。
工业时代的电影世界里,鲁迅先生那句对喜剧的阐释仍然适用:“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古今中外经典的喜剧电影,越是起调“轻”,落地越是“重”,是在现实主义基底上搭建的马戏台,是用极端化的符号与肢体语言,撕破现实的伪装,露出世界残酷或龌龊的真相,这就是现实主义喜剧惯用的支点,荒诞。
而荒诞的外显形式,最常是讽刺。
《二手杰作》,讽刺面足够铺张,瞄准噱头至上、炒作为王的网络现状,以年少无知作掩护的道德下行者、名利场里低俗自大的商业嘴脸、道貌岸然的文化掮客、空洞悬浮的文艺青年……一一讽刺了个遍。
有梦想的人,被迫卷入其中。
是的,在部分观众看来,于和伟饰演的“失意作家”“危机中年男”,这样一个范进式的小人物,作为怜悯和精神拔高的对象,已经并不新奇了。
但或许,恰恰因为主角从事的是一份有关“表达”的工作,其作家梦,也是与这个时代的意义焦虑最为贴合的一种外显形式。统而言之,于和伟的角色,并不会让人感到厌烦。
电影的内核,是对这个意义虚无的时代的露骨讽刺,是对杰出与虔诚者在这个时代得不到尊重,甚至反被玩弄的极尽悲凉呈现。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被巨大喜剧包裹的悲剧。对我们造成冒犯的,并不是这短短两小时的电影。
笑的受害者
饰演憨豆先生的英国喜剧演员罗温·阿特金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Every joke has a victim”,每一个笑话背后都有一个受害者。
被冒犯是最常见的一种受害情况,而喜剧感的发生,就来源于被冒犯者出于善意、稚拙,或仅仅是自我接受,对伤害做出一种滑稽的应对。
譬如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玩笑。
郭麒麟饰演的马墨,虽然自己对女性也造成了冒犯,但他同样受到了来自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玩笑”是最好用的掩饰,一次“玩笑地”栽赃,一次推攘,一次不耐烦,都是一种冒犯。
而出于恶意或是冷漠——在普遍的人群基数里,“冷漠”较之恶意更为常见——由于大多数人冷漠的,伤人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或是单纯将取乐目的放置在他人的感受之上。
因此,不论长短,一次喜剧效果的完成,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必要元素:善意和冷漠。
小范围的、隐秘的冷漠情态,可能会催生一个滑稽且孤独的喜剧角色,比如马墨。而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普遍、大面积的冷漠,则可能滋生一种悲剧的人生,比如马墨他爹马寅波。
于和伟饰演的马寅波,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语文老师,不受学生欢迎,不受儿子崇拜,甚至连夫妻生活也力不从心。马寅波心中有个作家梦,梦想和人一样走向落寞夕阳:写了几十年,就被退了几十年稿。
郭麒麟饰演的儿子马墨,在偷拍女同学过程中意外坠楼昏迷。为帮儿子掩盖“流氓”行为,马寅波决定伪造遗书,将儿子打造成一名“作家”。
遗书发出来后,因为其文采、文意,与马墨平常不学无术、憨头憨脑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作家”本人正面临变成植物人的风险,马墨立刻名声大噪,被媒体和网络塑造成一个被世俗埋没的天才少年作家。
藉藉无名写了一辈子的马寅波,竟因为儿子的一次坠楼骗局,作品生平第一次得到世界认可。文艺阶层,或者说,精英们,徒有其表的虚浮和荒诞,整个名利场世界的荒诞性由此拉开。
即便文字出自同一人之手,但马寅波唯有借助儿子才有机会被看见。因为儿子有话题度,有噱头,有流量,哪怕他是个傻子。
没有人关心真相,没有人关心书到底是谁写的,内容不重要,话题才重要。
至于内容,无人在意。它所需要的理性和独立,决定了它能够影响的始终是少数,而缔造社会文化氛围的,永远是多数。
这份难以撼动的无力感,构成了这部喜剧片最核心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悲剧性。
的确,看上去,片中有不少细节设定,都是那种对现实简单解构后符号化的抖机灵。比如改编自《锵锵三人行》的三人谈节目《铿铿三人行》,比如演员高叶主持的访谈节目叫“高夜”。而主演于和伟,也从外表形态、言行举止上赋予了马寅波一定的喜剧性格,以便与电影整体气质相配合。
但现实主义喜剧天然具备一样优势:即那些放在寻常类型故事里觉得虚浮、夸张的情节,可以用喜剧的类型和形式,予以一定程度的合理化。
本质上,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马寅波,都是悲剧。他的可怜、可笑,甚至到最后被赋予了那么一点点可爱,都是为了完成这份悲剧的诠释。
悲剧的主角
莎士比亚如此形容自己的悲喜剧:“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产出过不少真正的贴合社会现实的荒诞喜剧。在巨变的时代,笑,几乎是一种必需的社会单品,用以调和个体所不能承受之轻,用以激发反思与内省。
现在热衷转向类型化的张艺谋导演,曾在1997年拍过一部都市喜剧《有话好好说》,原本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就因为人人都不愿意坐下来好好说,理性对话与协商,最终演变成无可收场的局面。
当社会放下了常识,屏蔽了智识,道德失序,意义匮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会变成一面巨大的喜剧舞台,而被少数人决定、由多数人来演绎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
不过,荒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表达的方法,但它不是目的。
作为喜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人”。更准确来说,是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荒诞而具有真实阵痛的生活。
更常被改编成喜剧的王朔,在当年无数故事里恣意地嬉笑怒骂,1988年的《顽主》,对社会转型时期弥漫在市民中间的浮躁和虚无,意义焦虑与价值危机,嵌入了一副看似荒诞不经的喜剧图景。
包括十年后冯小刚以此为基础重新拍的《甲方乙方》,都是直接放大社会某一层面的荒诞性,同时却又保留,或者说保护,作为主角的草根小人物的尊严与人格底线。
这些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执著到让人不解、谑笑,同时又带着几分怜悯的主人公,我们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荒唐、愚蠢,但会为他所处的荒腔走板的社会唏嘘警觉。
十几年前以黑马之势出世的宁浩,擅用喜剧方式将类型元素与个人表达结合。他在电影里塑造了许多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喜剧小人物,比如在其代表作《疯狂的石头》里,专业刑侦的主人公沦落到做保安,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那些于社会世俗层面见不得人的缺陷、笑话。
本质上,《二手杰作》里绝望之后打算自尽的于和伟也和这些小人物一样,都是在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
可编剧没有将它扭成一个彻底的悲剧故事。故事最后,马寅波见义勇为,从高楼坠下,却大难不死。和开头的儿子一样,他脖子带着固定器,躺在床上,看着一双双殷切、抱歉的眼神。父子俩的命运,以一种无助的黑色幽默方式,完成了呼应和互文。
马寅波终于“火”了,却是因为见义勇为,而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才华。
荒诞性延续到了最后一刻,没有被和解与温情消解,因为这就是贯穿我们现实世界的真相。生活就是没有答案的,就像周星驰的至尊宝,像上世纪末游荡在新城市的“顽主”们,看去自己一片茫然的未来。
喜剧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但失落,离别,逝去,这些永恒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韧性。
马寅波仍然不会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书依然不会被这个浮躁的名利世界所认可,他身边还是会有小人以己度人,没事找事。
但也许,他并不再那么在乎了。
他也许会把写作之外的心思更多放在妻子和儿子身上,放在可触可感的现实生活之中。因为写作,以及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可以产生影响且真切影响着自己的,而那些来自外界的纷扰、评价、否定与嘲讽,都以另一种消解一切的方法被自己踩在了脚下。
此刻,小人物因脆弱而发的喜剧感,被外部世界的悲剧感灼烧出了一层顽固的生命力量。
到底厌女了吗?
令人意想不到但又某种程度意料之中的是,《二手杰作》上映后面临的最大争议,不是好不好看,而是是否厌女。
女性视角,以及创作者对女性的塑造视点,已成为今天观影市场里存在感强且较为敏感的评价领域,已有不少电影都因在这方面处理失准而受到诟病。因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女性视角不可不重视。
《二手杰作》里的确有不少细节,似乎可以佐证“不尊重女性”的印象:马墨偷拍女同学,却最终没能得到惩处;刘美含饰演的杰西卡想出书,写的却是被污名化的“玛丽苏”;倪虹洁饰演的妈妈,不仅是全家的厨房担当,而且说了一句疑似对女性带有偏见的台词:“一个姑娘写了篇文章,还能上热搜?”
观影前半截,我也总是悬着心,担心导演喂给女性观众一只苍蝇。毕竟,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底的父子故事刻画,的确容易陷入那种父系权威争夺式的“爹味”范式。而这也恰恰是今日观众的一大雷区。
但看到电影最后二十分钟,我却想为它做两句辩护。
写玛丽苏的女作家杰西卡曾经做陪酒女的经历被曝光出来,她立刻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身边人、家庭辱骂和谴责,成为自己所处世界的众矢之的。
女作家无法承受,打算跳楼自杀。
出于一种本能的善性,原本也打算自我了结的于和伟拦下了她。然后又在对其本能的苦口婆心劝导过程中,渐渐梳理清楚了自己的内心:
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渴望得到认可,我们在乎外界的眼光和他人的评价。而我们在乎,是因为内心的虚荣心作祟。可当我们看清那些评价者的丑恶嘴脸,又何必浪费生命去在乎呢?
“审判”创作者对待女性命运的核心态度的关键,就在于这十分钟。
之前在KTV里看见杰西卡,的确会让人下意识地相信,创作者是在矮化写作的女性,将她们塑造成大脑空空的虚荣轻浮之辈。
但请别忘了,这是一部喜剧片,其核心要义在于讽刺,而完成讽刺效果的一大关键,在于夸张。
无论是对文坛那帮势利嘴脸的夸张塑造,还是对文青、猥琐少年的塑造,其实都是存在溢出正常值部分的,包括马寅波为了作家执念,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倒卖自己的书那一段,剧情也将他塑造成了短暂失去理智的“疯子”。
一部喜剧片,究竟有没有厌女,取决于讽刺的外衣撕下后,里面有没有表达。
杰西卡这号角色也一样,承载着她必要的讽刺任务。最后这场跳楼风波,将她放置到了与全片统一的社会学框架里,即被充满世俗偏见与标签噱头的舆论海啸吞没。
电影给她的视点,从贯穿前半段每个角色的轻佻与戏谑,扭转成了怜悯与同情,说尊重也许很多观众不大同意,但至少,它直面并重视了这个扭曲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剥削。
“呈现现实”与“表达态度”是两码事,表达的基础是直面现实,我们不能指望每一部文艺作品,都站在价值观正确的制高点上美化现实。
要分辨什么样的讽刺和喜剧是真正不尊重女性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努力去站在女性视角看这个世界,是否尝试还原她们的主体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是国产电影的进步。
今年一月上映的一部国产喜剧片《绝望主夫》(豆瓣评分4.4)里,设定男女性别对调,而男性的“女性化”,是通过矫揉造作,嘟嘴拍照嗲声嗲气来完成的。而女性变成男性后,却被设置成强硬、自信,有担当。
另一部马丽、常远主演的豆瓣4.8的《哥,你好》,女人同样被塑造成固化和物化的产物,对现实充耳不闻,沉浸在自己全男视角的封建想象中。
从这方面看,《二手杰作》好在两点:其一,将刻板印象框定在反讽的范畴内,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现状有所直面、反思与批判。
女作家杰西卡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刺激下想冲动跳楼。马寅波拦下了她,自己则从高楼不慎坠落。
编剧让这个可怜的中年男人受尽欺负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花十分钟送给他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结局。
不过,在历经这个男人之前漫长的可怜遭遇后,观众并不会为这一英雄主义之举感到抵触,反而会松一口气:他终于被接住,被看见了。
这是该片善意和温柔的地方。
有梦想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丑角,也许,这也是一个表达者,对意义和内容本身的温存。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作者 | 邢初
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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