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晚上，《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以下简称《乐夏3》）收官，瓦依那乐队获得了第三名。作为这一季无可争议的黑马，在节目初期，瓦依那从各方面都可以说是籍籍无名，除了主唱岜農曾作为乡村音乐人接受过一些访谈，打击乐手路民和吉他手十八都鲜有人听说。为数不多能够引起观众注意的是，他们农民形象的造型，以及在舞台上略显奇特的乐器——树叶，带着泥土的锄头，每敲一下都能看见灰尘在镜头上飞扬……
参加《乐夏3》之前三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岜農在村子里一边种地一边唱歌，瓦依那没有固定的成员，每一个来拜访他的人都可能临时被拉去作乐手；十八在桂林街头卖唱，并以此为生；路民在工地当砌墙的大工，只有下了班才去街头卖唱。唱歌带给他最多收入的时候，也不过一天两三百元。
在景德镇拜访他们以前，我也和很多网友一样，怀疑「种地」是否只是个噱头或者人设。哪有农村人的厕所是可以喝咖啡的？哪有人能一边耕地一边喝红酒？农村的生活真的有那么美好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和瓦依那相处了两天。
瓦依那的成员们几乎都在城市里经历过浮沉。最终，他们选择回归底层那种质朴的、自由的、未经规训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仍然对瓦依那成员们身上的故事充满好奇。他们出生于怎样的环境，从小接触的教育是怎样的，农村的生活究竟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乐趣？他们如何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他们如何维持音乐原始的生命力？
节目录制结束后，瓦依那第一次登上大舞台——浮梁草莓音乐节。在景德镇，我们见到了瓦依那的成员，很多时候他们仍然不适应访问，有时表现得局促而尴尬。在两天的相处时间里，我们在草坪上聊天，一起去摘路边树上的野猕猴桃，一起蹲在大厅吃盒饭，一起在夜里打乒乓球、玩扑克牌。当我极力地表现出自己并非完全以一个作者的身份造访后，他们才慢慢打开自己，分享了有关于成长和音乐的故事。
文｜吴向
编辑｜楚明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树叶、锄头和小灵通
10月4日的浮梁音乐节上，岜農在表演他的「传统艺能」——吹树叶的时候破了功，他抱歉地对着台下的观众笑笑。在此前这一环节的表演中，他还没有失手过，「节目上都是一遍过」。
因为只提前一天到景德镇，岜農没来得及仔细寻找合适的树叶，他在开场前才仓促在舞台附近摘下几枝。他对树叶的质量并不满意，他理想中的树叶应该是厚一点、油一点、不易折断的，「演出那天的太脆了」。舞台附近的树基本都是城市景观树，土壤板结且不够丰沃，远比不上他耕地时抬眼就能看到的那些树木有生命力。
节目上，瓦依那夹在一群衣着五颜六色的乐队里面，显得不像一个图层的。乐队大多穿着时尚、造型前卫，气质自由但颓靡。瓦依那不一样，他们周身几乎没什么首饰，头戴草帽、作息规律、双眼澄澈，不怎么能让人感到痛苦，反而给人一种刚从地里回来的踏实感。有网友评论「他们真的看上去不像是搞音乐的」，很难讲这种评论究竟是不是对「底层没有音乐」的刻板印象的一种映射。
浮梁音乐节上，瓦依那的表演在下午5点。早上9点多，十八手里拿着一根四五十厘米长的狗尾巴草，悠哉地出现在酒店大堂。他已经在酒店附近的村子转了快两个小时，期间还大力敲过好几次路民的房门。
十八的双眼在眉骨下凹进去，黝黑得发亮，身上穿着白色短袖，灰色牛仔外套，以及一条面料看上去很软的蓝色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青绿色的解放鞋，一双很少会出现在年轻人脚上的鞋子。这些都是他为参加节目和演出买的「新皮肤」，他平时很少买衣服，也并不在意是否时尚，「只要符合我的审美就好」。
他笑着把狗尾巴草送给我，当作见面礼，说是自己在路边摘的。餐厅的用餐时间是七点到九点半，十八赶到的时候已经收餐，他略带央求语气地问：「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鸡蛋？」最后，他收到了一个鸡蛋、一碗面和一杯茶。「我看到后厨有一盆面呢」，他压低声音，语气中透着一点小得意。一小碗面条里面掺着几根肉丝和青椒丝，他吃得津津有味。「太好吃了！」他像个教徒一样频繁感叹。
十八对于食物的敬畏，似乎是一种习惯。音乐节的表演结束后，经纪人拉家渡为大家定了盒饭，有人指出盒饭里的鱼、青菜和猪肉看上去像是中午的剩菜，「酒店好坑，还敢要50块一份。」他接过话，「我觉得这样很好啊，食物不会被浪费掉。」
「可是它（指盒饭）50块一份！」
「不被浪费就很好啊，50块就50块咯。」十八说完埋头继续吃。
十八是乐队里最神秘的成员，他不喜欢和人讲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很珍惜和每个人相处的机会，不喜欢一切目的性太强的交流。访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处于一个互相提防、互相观察的状态，我们都想挖掘对方的故事。很多时候他都在保持一种机敏和警觉，一旦我的问题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就开始回避。他不希望两个人独处时，所说的话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十八要求我和他对视，这是他感受一个人的方式。我们对视了十几分钟，我频频感到尴尬，中断了很多次。于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聊天都和提前预设的采访没有什么关联。他提到自己在看卡尔维诺的书，聊到哲学，我们又对张爱玲的小说展开了讨论。至此一个半小时过去，他的过往在我的视线里仍然一片模糊。从草地上起身返回酒店时，路上跑来一只三条腿的小狗，十八蹲下给它挠了很久的下巴。
十八给小狗挠下巴
演出后第二天，十八就要离开景德镇。眼看时间不够，我在休息室拦住十八，没有躲闪地直视了他大约一分钟。十八说：「你现在怎么不别扭了？」他答应回复我提纲上的一些问题，那些没有超出他预料的问题。
十八至今和人保持联络的工具是一款小灵通，按键已经被磨损到看不出任何符号的痕迹。他认真数了名单，随后发出惊叹：「我居然有252个联系人。」当然，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联系。参加节目后，他那一贯寂静的手机频繁出现消息提示，在QQ上已经不再更新生活的同学、朋友也开始联系他。我们互相留了电话之后，十八说：你以后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问：什么时候？他说：等你不当作者。
外界的一个误解是十八不上网，拒绝一切网络信息。事实上他有电脑，他会定期去看NBA的新闻，他还要录歌上传到网上。这些用电脑就能满足。他不用手机支付，不刷短视频，没有微信，所以用不上智能手机。如果一连好几天都在外面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就会把时间地点事项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面。他也有一些自己的幽默，会讲一些笑话，比如「我每天中午必须睡午觉，因为我随时准备《大梦》一场」。
那天早上最后出现的成员是路民，他神秘「失踪」了一个早晨。十八和拉家渡连番轰炸的时候，路民正在村里修锄头。岜農在大厅讲述有关种地的故事的时候，路民仰着头、扛着锄头慢悠悠地从玻璃外走进来，背后低矮的丘陵上旺盛生长着树木和野草，他像是在清晨的露珠里挖完草药回来准备吃早饭。当然，因为错过了餐厅的规定时间，他没有吃上。
「锄头出了点问题。」路民向岜農描述起这把从老家寄回来的锄头存在的具体问题：锄头上没有栓子，他早上找了一块木头削了一块新的，刀是问本地村民借的。岜農「哦、哦」地回应，两人的交谈看上去和音乐没什么关联，更像是在狭窄田埂上偶遇的村民谈论种地中一件小小的糟心事。
十八曾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当被问到什么样才算合格的时候，他回答：像岜農那样。岜農至今仍然种着几亩田，农忙时候收稻谷，闲下来就唱歌，他管这样的生活叫做「半农半歌」。岜農这个名字的由来就和他的两大爱好——种地和唱歌有关。「岜」指的是自己从小生活的岜山，「農」是「农」的繁体版，「上面有一个曲字，说明古代的农民是一边种地一边唱歌的，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
用树叶和锄头做乐器，对岜農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他居住的村子里，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都会被他敲敲打打或者吹奏，石头、野草、筷子、酒缸等等。生活在农村，岜農几乎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脚下的这片土地。七月间火辣的太阳灼烧皮肤让人心慌，被自己「连累也无法休息」的田地，通过走地鸡深浅不一的脚步声推断它的心情，劳作一生的父亲也被他想象为西部的牛仔……
路民一大早去修锄头。
想帮别人却成就了自己
岜農谈到去年与路民、十八重组瓦依那的时候，感慨道：「其实我的初衷是帮助他们，但没想到成全了自己。」
故事还要从2006年说起，瓦依那就是那时候成立起来的，意思是稻花飘香的田野。在2022年9月之前，也就是十八和路民加入之前，这支乐队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无固定成员」的模式。岜農曾在采访里说到，任何造访小屋的人都可能被自己捉去临时参演。
2005年，岜農和他的好友索力从老家南丹出发，辗转南宁、桂林、广州等多地打工。2006年年末，痴迷音乐的两人经常在一起唱歌，随即产生了组建一个组合的想法。由于买不起昂贵的音乐设备，两人索性弹起一把木吉他，吹起一片树叶。当然，后来因为不方便携带，这把木吉他还被寄回岜農的老家。
后来的十多年，瓦依那乐队的成员来的来去的去，只有岜農一直坚守。他们大多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再无暇顾及音乐。2015年，岜農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日记式的音乐、绘画、诗歌作品集，取名叫《低头种地，抬头唱歌》。2017年，岜農去桂林推广这本书，那时候在桂林做流浪歌手的十八被书名吸引前去参加，但并未主动和岜農打招呼。
分享会的过程中，十八进一步被岜農的音乐创作吸引，买了三张专辑。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岜農的书，并帮岜農在一所学校的夏令营举办了一场发布会，十八再次出现。这一次，十八的妻子主动添加了岜農的联系方式，但此后的一两年几乎没什么交集。
2020年，十八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长达十分钟的歌，也就是前段时间被网友称赞囊括人生百态的《大梦》。他把《大梦》发给了岜農，那时候开始岜農才留意到桂林的这位流浪歌手。2022年，十八所在的「壹乐队」有一场演出需要一位嘉宾，他邀请了岜農，并把同在桂林街头卖唱的路民推荐给了岜農。路民在岜農面前唱了《阿妈归来》，岜農认为他嗓音很好，又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往，不由得十分欣赏，三人由此结识。
后来的岜農回忆起来，自己当时非常想帮助十八和路民。因为籍籍无名，两人在桂林卖唱并不容易，也很少有演出机会。十八曾在桂林找场地频频被拒，「没有名气，老板害怕票卖不出去」。路民更加艰难，晚上七点从工地下班后去路边卖唱，一晚上最多能赚到两三百块钱。
同年9月，岜農接到杭州演出方的邀请，他立刻想起这两个流浪歌手。他就给两人发了消息，「去杭州还有钱赚」。最终，三人以「瓦依那」乐队的名义完成了演出。
在杭州的演出中，三人的状态都不错，大多数曲目都是瓦依那的歌曲。岜農给十八和路民争取到各自演唱原创曲目的机会，顺便向观众介绍两人。上台前，十八一个人在角落练习自己的部分，岜農看在眼里感到欣慰。从杭州回来后，「情投意合」的三人决定以后继续一起演出。
2022年年底，无论是世界还是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岜農认为当时的世界处于「一个极端对立和混乱的状态中」，由此策划了「岜農大米，世界一体」的巡演。他认为动植物和人类应该是一体的，推崇「农法自然」，反对互相对立。
之后，广州的Livehouse声音共和的主理人拉家渡，也就是瓦依那后来的经纪人，给他们提供了场地。各种复杂的原因之下，「巡演」只演了一场，卖出去四十多张票，三人就回老家了。但演出后拉家渡不甘心，为他们筹备了2023年的第二次演出，这也促成了瓦依那和《乐夏3》的会面。事实上，拉家渡一直欣赏岜農的才华，在此之前也曾多次邀请他前去演出。
三人参加节目后，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三人都没有想到能进决赛，「还以为自己一轮游」。
日常沟通中，三人角色分明，岜農代表着乐队里那个「成熟的大人」。十八从不参与任何饭局和聚餐，也没有人会强迫他。他们很看重气场，岜農说：「拉老师的艺名也是来源于他出生的地方，这一点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很看重成长地的人，所以合得来。」
乐夏舞台上的瓦依那。
理想与现实
岜農出生于河池的一个山村，在他的记忆里，童年是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这也成为他进入城市后，仍然对出生的那片土地魂牵梦萦的重要原因。父母对他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和期待，这一点上，路民和十八也是一样。很多农村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三个都度过了野蛮生长、无人规训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岜農是村里的孩子王，童年的他经常带着同村的孩子上树掏鸟、下河捞鱼、放牛赶鸡……他记得小时候总是穿着补丁裤，家里能吃得上一顿黄豆炒鸡蛋，已经算是加餐。物质上的贫瘠并没有让岜農想要逃离农村，即便后来他在大城市工作过许多年，仍然觉得石头山（岜農的家乡喀斯特地貌特质显著）脚下的乡村才是自己生命的底色。
在文化艺术教育贫瘠的农村长大，但八九岁的岜農对艺术已经展现出比同龄人更加敏锐的特质。小学三年级的美术课上，老师要求大家画鸡蛋。班上大多数孩子都只能画一个平面的圆圈，他就已经观察出鸡蛋的立体感以及由于光线呈现的阴影。这一点让他很是兴奋，年幼的岜農在调皮捣蛋之余找到了另一个爱好，在那时候也可以称之为特长的东西。
无意间发现这个天分后，岜農开始承包班里的黑板报一类的「业务」，美术课考试频繁拿满分。课上走神之后，他的课本总是能收获一堆涂鸦。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之上，岜農的心里逐渐生长出一个画家的梦想。
多年后的岜農回忆起来，却觉得自己在美术上并不能被称为有天赋，他管那叫观察能力和临摹能力，「艺术天分应该是创作能力」。这一点是他为了八大美院奋战四年后，才认识到的。就是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通过画笔并不能表达出心里所想，而那些顶级画家却能通过作画表达无限的世界、幻想和欲望。但年轻的岜農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一名画家曾占据了他许多年梦想的位置。
少年时期的岜農就展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在那个年代的落后农村，大多数孩子都是混沌的，生活给什么就接住什么；生活若是不给，就两手空空地走。岜農不一样，高中开始他就经常在想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画家，具体一点讲，他想知道如何依靠画画谋生。总是有办法的，他想。于是，岜農搜索了相关的政策，才知道原来还有美术生这条路子。在此之前，他所在的高中还没有人参加过艺考，连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路径。
画室一个月收费大概在两三百左右，岜農简单向父母阐明情况后，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美术学习。后来的他回忆起来，在自己人生的很多阶段，学校教育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反而是自己的爱好一直推着他自觉地学习、进步。「在我想要随波逐流，想要变成一个坏蛋，想要堕落下去的时候，都是想成为画家的理想阻止了我。」他想，要不是想好好画画，自己也许早就辍学进厂打工，或是无所事事地在街头游晃。很多底层的孩子都会走的一条路，是画画的兴趣让他折返了。
和岜農不同，路民在20岁才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音乐。此前，他的人生路径是很典型的农村学习不好的孩子会走的路。童年在村里「惹是生非」，早早辍学进入工厂，在还是小孩的年纪就开始养活自己。
作为一个十三四岁就出来在外面打工的农村孩子， 「性格闷、长相也不好看，又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在厂里都不敢跟女孩子说话。在所有男孩子里，我都是最差的那个。」直到无意间接触到吉他，路民才开始有些自信起来。
那是2010年的一天，路民一位很久没见的小学同学告诉他，自己和他在同一个城市打工。他们约好在休息日碰面。见面那天，路民远远看到朋友背着一把吉他走来，好奇地想让朋友露两手。朋友坐下后一通弹奏，路民回忆起当时自己的感受：「太帅了！」他立刻动了心。过去二十年里，他还从没找到这样让自己一见钟情的东西。
路民跟着朋友去了琴行，交了1200块钱——近乎他一个月的工资，拿了一把吉他，领了10节课。那之后，路民下了班不再窝在狭窄的宿舍里打牌、闲聊，开始一个人坐在宿舍的楼顶弹吉他。他看不懂谱子，至今还是。下面该拨哪根弦，会出现什么音，纯靠死记硬背和感觉。路民慢慢发现自己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至少弹着吉他唱着歌的自己，看上去还是那么回事儿。
这把绝对称不上昂贵的吉他还为他争取到了爱情。一位工友在KTV过生日，邀请路民和他的吉他前去参加。路民唱了几首后，大家都鼓起掌来，这其中就有他现在的妻子。
婚后，路民生活里只有三件事：上班、家庭和音乐。最初，他在工地做小工，给人递砖、拌灰，后来他当上了砌墙的大工——300多块一天。工地上的活儿是没有乐趣可言的。路民在太阳底下心想，怎么小工递过来的砖越来越多？怎么这堵墙永远也砌不到头？怎么桂林就有那么多堵墙要砌？烈日燎得人心焦，工地的时间没有尽头。
于是，路民唱起歌来。先是小声，邻近的工友发出嗤笑，顺嘴夸上两句：「嗓子不错。」路民大声唱起来，时间也拉长，工友点拨：「你还是活儿太少了，还有力气唱歌。」路民更加大声，更加肆无忌惮。他要唱歌，唱流行、唱摇滚、唱自己瞎写的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不在意他们，工地太枯燥了，不唱歌的话很难熬。」他回忆，其实生活也是这样，唱歌能缓解痛苦。
路民讨厌工地，那份无限重复还磨人耐性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后来的故事就是节目里看到的那样。等到自己和城管都下了班，路民才开始在街头卖唱。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赚两三百，他拿着钱回家给孩子们加餐。
舞台上的瓦依那。
在自然里才能唱歌
瓦依那出圈之后，很多人都对他们是否在城市生活过感兴趣。他们的经历和生活理念，甚至影响了一部分人对生活方式的探索。在景德镇，一位陶瓷店主诚恳地询问岜農：「我已经32岁，从小生活在农村，好不容易进入城市，但现在想回家种地，该怎么办？」岜農想了想回复道：「我是35岁决定回家种地的，你可以再等三年，看看那时候的想法。」
岜農曾经和画家的理想死磕了五年。第一年，他只考上一所大专。读了一年后，他选择退学。他不想在设计类或者教育类专业里将就，他认为相比于油画、雕塑这一类的纯艺术创作专业，那些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接下来的四年里，岜農一边在城市里做各种零散的工作，一边继续考八大美院。当然，最后还是落榜了。备考和工作之余，他还了解到俄罗斯一些学院派的概念，他听说有些学生画石膏像就会先画上个三四年，然后是皮肤、头发、肌肉，「三年又三年……」
岜農觉得这很不可思议，「花十年时间就画一个东西，和人体解剖一样，这真的是艺术创作吗？」质疑演变成了叛逆，他不再崇尚循规蹈矩的学院派的风格。同时，他开始了解民间艺术，比如陕西的剪纸、苗族的剪花、农民随手画的画、绣在衣服上的各种各样的抽象的、具象的花鸟鱼虫。他发现，相比于那些威严宏大的主题，自己更容易被普通人平实的风格吸引。这一点，也成为后来岜農音乐创作的重要特色。
回想起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岜農觉得自己做过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他做过摄影馆美编——帮别人修图，工作内容是把一个真实的人P成符合审美的「假人」。他也帮一些杂志做过版式设计，「一份耗费耐心同时意义不大的工作」。他曾经为了做好一个中国风的设计，去寺院当了一段时间的义工。回来后，他的设计图被否决，「领导们总是喜欢金碧辉煌、俗不可耐的东西」。城市的工作就是这样一步步消磨了岜農的热情。
每年农忙时，岜農都会回家帮父母收庄稼，那些顶着太阳流汗的时刻，才真的让他感到踏实。「人是自然的产物，双脚踩在土地上才能得到真正的抚慰。」岜農说。这样的感觉在城市里很难体会到，城市里有的是发烫的沥青路面，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以及悬在空中的地板。这一切似乎都没办法给人安心的感觉。干农活带来的劳累不会成为身体的负担，还能让在城市里疲惫的灵魂得到休憩。
2012年开始，岜農更加频繁地往返于城市和家乡所在的农村。渐渐地，他开始回溯自己在广州工作的这些年，发现很多事情自己都做过了：展览看了，乱七八糟的工作做过了，很多地方也都去过了。城市似乎没有富余的空间让他有兴趣继续探索。2015年，考虑到父母年龄渐长需要人照顾，岜農彻底回到农村开始了「半农半歌」的生活。
回到农村，岜農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觉得人应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应该被主流价值观裹挟。因为制定这样价值体系的人才是受益者，普通人很难。他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被家里人寄托了很高的期待，从小就送到碧桂园的学校里就读，同学都是各种董事长、股东的孩子，但他入学后发现大家都是在被逼着学习一些有利于事业的技能，好像都不快乐。于是那位朋友自己做主学了录音专业，「他说他喜欢听音乐」。岜農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他觉得名利带来的快乐是很暂时且有限的，远远比不上人在土地、在自然中获得的快乐绵长、深厚。
岜農想起自己初到城市时的兴奋劲儿，那时候他痴迷于城市建筑、物资和生活方式的丰富性。他曾在广州住500多元一晚的酒店，但窗户打不开，房间里的空气浑浊潮湿，空调发出嗡嗡的声音把空气吞进去加热或者冷却，再吐出来。房间里那些光亮的大理石，在他眼里突然就失去了光泽。
还有一次，他去郊区的农村玩，在菜地里闲逛的时候发现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那感觉很怪，菜地上空仿佛罩着一个真空的塑料袋。他熟悉农村的菜地，他知道不是这样，农村菜地里野草和菜为争夺生存空间和养分展示出来的侵略性、生命力，在城郊的菜地里毫无痕迹。
他又在一个小房间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塑料瓶和药罐，那些都是除掉杂草的功臣。他突然恍然大悟，超市里那些码得整整齐齐、色泽艳丽、种类丰富的蔬菜，不过是模式化生产的产物。那样的丰富也不过是一种假象，背后并没有挺拔的生命支撑，甚至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隐患。
在岜農看来，「很多时候，城市的繁荣都是泡沫的假象」。而十八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对城市生活的逃避和不屑。他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看风景，或是漫无目的地行走，等待自然给他一个惊喜。
十八同样出生于广西的一个偏远的山村。相比于路民和岜農，他曾有一个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农村孩子的童年：手脚勤快学习好。他曾是县城中考的第一名，十八这个艺名就来源于桂林十八中。2004年，他考上了江南大学的机械专业，入学前他还以为自己考上的是一所985，读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是211，「还把我气到了（笑）」。
提到童年，十八想起家里养过牛，他很小就开始给家里人帮忙干活。每天晚上牛回来之前，他要把干的稻草背到牛圈里面铺好，铺得干干的，牛就可以睡在稻草上。夜里，牛的粪、尿全部压在上面。第二天打开牛圈，湿漉漉的稻草，散发着腐烂的气息。如此日复一日，地上就会结出一层原生的肥料。到了春天，大人们就把稻草一担担挑到田里去，村子管这个肥料叫做「米粉」。不过现在，他已经很少能见到了。
大学时，十八曾经在新闻上看到江苏某地发现了很多古生物。他觉得很熟悉，后来想起来，「那东西在小时候的田里到处都是」。城市化带给自然的破坏一度让十八感到痛苦，他始终向往小时候那个原生态的村庄。
十八曾在大学休学过两年，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流浪，沿途产生的费用主要是靠卖唱挣。他沿着公路没日没夜地走，困了就睡在马路或者桥洞，饿了就吃最便宜的饭菜，当然也被偷、被抢、被骗过。他想起有一次他走了好久好久，穿过草地的时候，对面突然升起一座雪山，自然带给他的震撼在那一刻达到巅峰，「那才是真的自由」。他想到现在的人为名为利一直在奔波，只觉得矛盾，「财富和自由是没什么关系的。把财富作为自由的前提，没什么道理」。
其实大学毕业后，十八做过一些时间都不算长的工作。比如，中国移动的话务员。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接到过很多乱七八糟的电话，有让他帮忙打电话给朋友，拜托朋友去厕所送卫生纸的。也有人失恋了，打来电话痛骂前任，哭哭啼啼的。城市里的人似乎总是无助且痛苦，都需要一个出口，但他们只能去找一个陌生人。他还给人拍过片子，「像拍大爷大妈打太极拳之类的，没什么意思」。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很快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决定再去自然里走走。
十八启程去了云南一个藏区，那是一个很原生的村子，只有15户人家。和自己的家乡很像，「所有的草都要割掉喂猪喂牛」 。那里的房子二层住人，一层就是牛圈、猪圈、鸡圈。十八也在那里帮忙喂猪，和他们关系亲如一家。在那里，他曾经历过一次失去家园的感觉。
后来，有一批人看中了村子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在山村里种葡萄，然后开始打药。农药常常覆盖在原本猪牛食用的草上，浓烈的农药味弥漫在山谷里，久久不能散去。再以后，村民们有了手机，他们开始接触更多的网络信息，十八在那个山村认识的藏族人也开始刷抖音。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真的失去家园了。他开始怀念从前一边干活一边跳舞的日子。
关于他流浪经历的更多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十八说自己出发前做好了大不了一死的准备，时至今日他仍保持着这样的观念。他觉得自己想去的地方也去过了，想唱的歌也唱了，「如果现在天降横祸，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岜農在摘野猕猴桃。
关于《大梦》和《阿妈归来》
再后来，十八一直在桂林卖唱。晚上唱一个小时就能赚到两三百块，他有些骄傲地说：「开玩笑，我用的可是一万多块的音箱。」他很多歌都在唱普通人的生活，例如在《井底之蛙》，他写到「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只井底之蛙」；在《年轻的人们要离开家乡》里，他唱「儿时唱的歌在田野里回荡，唱歌的人已飘散四方」。再比如前段时间大火的《大梦》，很多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两个共鸣的片段。
《大梦》是十八2020年写下的，但动机源于他 28岁时的经历，那时候他的爱情遭遇了一些现实的阻挠。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工作、买房、婚育的压力都扑面而来。十八由此为起点慢慢展开，渐渐地，他发现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在压力下狂奔。「『怎么办』会贯穿人的一生。」十八感慨道，于是就有了这首歌。面对有些网友推测歌词是否写的是十八个人的真实经历，他认为一首歌里并不应该只有生活或者只有艺术，歌里唱的也绝不只是一个人。
在《乐夏3》的舞台上，《大梦》有将近七分钟，事实上最原始的版本有十分钟。「原来版本太长，不符合节目的时长要求。放到舞台上我们想打破冗长的线性感受，所以加入了两次『我看见……』进行一些上帝视角的切换。」
这两句也是岜農刻意写给任素汐的，「我觉得她一个女孩子加入进来，我又想让她融入其中，但又要有跳脱的感觉。」所以，任素汐那两句既是问题，也是答案。「大自然里其他的东西，比如花、鸟、云，它们都没有迷失。反而是人，一种为了避免迷失而设计出路的生物，他们设计出不同功用的路、不同造型的路、不同起点和终点的路，但最终还是只有他们迷失在路上。」岜農说。
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十八和路民歌曲的区别。如果说十八在唱普通人，路民就是在唱自己的过往。岜農很欣赏路民的一点是，他敢于直面自己的悲伤，而且愿意拿出来讲，「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
路民的脸颊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关于疤痕的记忆，他记得不太清晰，只在年幼时听大人说那是父母互殴时误伤所致，缝了五针。「可能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压抑、暴躁吧。」路民幽幽地补充道。
路民还没记事的时候，父母就感情破裂离婚，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和哥哥跟着爷爷生活。在他心里，爷爷是个严厉的民间艺术家，几乎承包了村里大部分过年写对联、雕刻神像等活计。小时候，爷爷会要求他和哥哥练字，但他一直没有耐心写下去，也自认不是一个学习的料子，成天在村里「偷鸡摸狗」。
小学毕业他就辍学，开始在村里「全职」惹事。爷爷不是在赔礼道歉，就是在赔钱的路上。终于有一次，他把村里一户人家的一条小船弄沉，爷爷赔了好几十，最终无法忍受，叫爸爸把他带去打工。
路民的童年里，母亲是个谜。其实，母亲老家离路民住的村子不过二十公里，但他直到十一年前，也就是自己22岁时才见到母亲。他的记忆里也很少有父亲的身影，回忆起来只记得父亲曾经带回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并要求他叫女人「妈」。他不记得自己叫没叫，只知道这女人绝对不是自己的阿妈。对母爱的想象和渴望，成了路民童年的心结，这也是后来创作《阿妈归来》的缘由。
「很多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很像。」路民回忆。父母的缺失为童年的路民带来许多不愉快。比如，他和别人家小孩闹矛盾，受老师批评的一定是他；和小伙伴一起去偷村里爷爷的黄皮果被捉住，挨打挨骂的也一定是他，「人家会说我没有爹娘教养啦」。
村里的人向来不忌惮一个孩童的愤怒和悲伤，在幼年的路民面前一遍遍重复着母子俩的相似，那位母亲是如何抛弃这个尚不记事的幼童，以及母亲在新的家庭有了三个怎样的孩子，更大胆的直接用「野仔」「野种」来称呼他。最常发生的一个场景被他写进歌里，撒谎者用「你妈回来，给你买了好多东西」哄骗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们看着孩子兴冲冲往家里跑，短暂地获得了操控他人的愉悦。
众口铄金之下，路民决定去做一个坏孩子。「他们越是觉得我烂，那我就烂给他们看。」他回忆起来，在地里破坏庄稼、偷鸡摸狗这些行为其实带给他的报复感远远大于事情本身的愉快，「当然我在这些事情里也还是能找到快乐的，哈哈」。
十几岁的时候，路民曾经找到自己的姨妈，求对方给一个联系方式。姨妈拒绝，并告诉他：「等你长大自己有能力了再去找她。」言外之意很明显，年幼的路民是个累赘，出现的时机不恰当，很容易给阿妈带来麻烦。
路民21岁时就结婚生子，孩子快一岁时的一天，他再次找到姨妈，这一次他拿回一个电话号码。他拨通客气地告诉阿妈：「我是路民。」沉默了几秒之后，阿妈声音颤抖，路民本以为自己会大哭或是有强烈的情绪波动，「但那时候脑子是木的，一片空白」。后来路民甚至想不起来他有没有在电话里叫「阿妈」。这通简短的对话，给母子俩赢来一个见面的机会，他们约好第二天见上一面。
第二天一大早，路民就起床收拾自己，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从广州去东莞。阿妈在东莞做住家保姆，为她的新孩子攒钱。见面的时间有限，只有两个小时，他们约在雇主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在饭店旁边的酒店门前，路民远远就认出了传闻中那张和自己相差无几的脸。走进饭店，他欣喜又尴尬。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路民一直低着头吃菜。对面的阿妈从进门就开始流泪，她事无巨细地盘点当年发生的事情：父亲是如何殴打她，她是下了多大的狠心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阿妈说话间，不断抬头在路民眼里寻求晚了二十年的支持和谅解。这让路民感觉，相比于团聚，阿妈更想要的是原谅。
路民听着，像在法庭上，但他不想做这些陈年旧事的判官。定罪、追责，不是一个孩子该去做的事情，那时候的路民只想仔细看看阿妈，「谁对谁错，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爸家暴，她不走根本活不了」，他将阿妈两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述做了一个总结。他能够理解，但童年的他确实缺少一个「阿妈」。时间很快过去，阿妈鼻头和眼眶都哭得红润，菜几乎一口没吃，路民心情低落地吃了不少菜。母子俩对各自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新的了解，但他对二十年前发生在父母之间的拉扯、暴力和怨恨有了具体的认知。
那顿饭后，母子俩再也没有线下见过面。起初的几年里，两人偶尔会在节假日互相问候。渐渐地，通话记录再也没有更新了。路民换了新手机、新号码，当年近乎哀求才得到的电话号码也忘记了，阿妈也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找过来。这就是《阿妈归来》的全部故事了。
「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要养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件事了。」路民现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一岁，马上要上初中。童年缺失的父爱母爱，他补偿在儿子身上。他不吝于给孩子买玩具，「反正在我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最好的」。他也从来不给孩子施加学业上的压力，「我一直告诉他们玩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大梦》舞台图源综艺《乐队的夏天3》
回到土地上去
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年轻人，再回到农村当然是不容易的。即便岜農内心没有障碍，父母也不做阻拦，但还是免不了其他人的议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村里的人相处。他对外声称自己回家之后仍然在线上接设计的活儿，「你得让村里的人觉得你回来也能过得好，是有活路的，他们才不会指指点点」。
岜農和村里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感觉，他在村里几乎拒绝一切红白喜事的宴请，以及各种推杯换盏的交流。如果有必要，他会让父母代自己去。农村生活是善意和危险共存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让自己成为话题中心。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社交，他和村里的小孩玩。他在村里组建了一个合唱团，教小孩们唱歌。合唱团人员、形式都比较散漫，谁有空谁就来。对于小孩唱歌这件事，他永远都是鼓励的态度，哪怕对方跑调到离谱。确切地说，他觉得没有跑调这回事，没有人规定必须要怎么唱，音乐应该是自由的、包容的。
十八也曾因为回到农村经历过一些不太愉快的时光。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留了长头发回去，村里面都议论、嘲笑他：「波子（乳名）变成了一个妹仔，大家都来看。」父亲脸上很挂不住，说了一句伤害他很深的话：「早知道你是这样子，就别回来了。」不过，十八又说，现在父亲已经习惯了。
岜農想做一个新农民。他认真设计家里的屋子，做了相当详细的功能划分，比如日常起居、音乐创作。他甚至设计出一个可以在上面喝咖啡的厕所。在他的想象中，农民的生活不应该是扁平的、劳累的、痛苦的，「我就会一边种地一边喝红酒」。
早在2012年，岜農就开始向父母打听稻米的老品种。但母亲告诉他，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恰逢瓦依那当时的鼓手告诉他，自己在亲戚家吃过一种红米。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那一家在山顶上，气候很特殊，杂交种很难种出好的稻米，只能一直种老品种，所以才保留下来。这是岜農找到的第一个老品种，后来他认识了很多相关的公益机构，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老品种，他几乎都一一拿回家尝试。在机构里，他还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友，他们互相分享种子和成果。
草莓音乐节结束后，岜農在当地租了一辆小型的能源车前往景德镇的一位农友家。那位农友曾经独自在西南好几个省份寻找稻谷的种子，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岜農。他们经常一起探讨种植方法以及种地的意义，他们对土地都抱有极高的崇敬。他们一起参观稻田，回来的路上随手捡拾塑料瓶、垃圾袋。面对路边随便生长的植物，他们几乎是行走的百科，「这是苍耳」，「这个能入药」，「香樟树的树叶折好几下能闻到浓烈的香气」……
在音乐上，岜農也曾经陷入追求摇滚的感觉，他穿款式潮流的衣服，留长发，佩戴各种各样的首饰。但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拘泥于「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玩音乐的」。于是他削去长发，穿上款式最简单的衣服，走回田里耕种。累了的时候，他往田埂上一坐，就着田野的风和生灵万物躁动的声响，唱起歌来。
岜農去农友的田里查看水稻。
眼下即未来
参加节目后，十八和路民的直观感受是，采访变多了。在摄影棚里，灯光打在脸上，原本风吹日晒、可以大口呼吸空气的皮肤要上厚厚的妆，眼睛要直视镜头，但要假装自己在看的是个人。他们还要谨言慎行，一个问题要回答很多遍，甚至外貌也会被讨论，这一切都让他们有些难以适应。
十八话少，面对镜头总是不知道说些什么。有一次，面对一个导演提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复，就陷入沉默之中。结果，那位导演突然哭了出来，慌张之下的十八也开始眼角泛红。路民稍微适应了一点，但我们吃完午饭路过一片草坪时，他提出我们最好可以坐在草地上聊天。坐下后，路民明显放松下来，手里不再有把狗尾巴草折来折去这样的小动作。他在草地上点起一支烟，身体往后一仰，单手支撑在地上，谈话的气氛变得自由辽阔……
今年春节后，拉家渡成了瓦依那的经纪人。他们商量好了，没有人会强制要求他们一个月参加几场演出，他对瓦依那更像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我们其实不太像传统的那种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他很尊重我们，我们也说地里有很多事情要忙，一个月最多安排两三场演出吧。」岜農笑着说。
和岜農去拜访农友的路上，他在餐馆被几个歌迷认出来。他有些惊喜：「没想到现在还能被人认出来。」被请求合照的时候，岜農第一反应是上车去拿帽子。他们也会看网友的评论，在某一场表演中路民有一个举起双臂模仿飞过的鸟的动作，被P掉了腋毛。网友们盛赞这个看起来很糙汉的男人居然会做腋下管理，现在这已经成为瓦依那的一个梗。
有网友质疑他们农民身份的真实性，连带着质疑他们的音乐和生活。岜農看到后，内心没什么波澜。他认为这些人也没有和他们真正接触过，只是在用现有的认知去判断一个不熟悉的东西，这并不是他一遍遍解释就能让他们理解的事情。他只想做好自己，唱好歌，种好地，其他的事情任别人说。
路民正在深刻体验着音乐带给他的幸福感。在他的设想里，如果接下来自己能够靠演出养活家人，他不要再回去工地。当然，他也有担心的事情，为了参加节目他才开始学习架子鼓，吉他会弹的曲子就那么几首，还不会看谱子，「只能回去苦练技术了」。不过，三个人都表示没想大火，能养活自己就行。
眼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节目播出后，岜農的大米销量增长不少，他要回去卖大米。路民所在的工程队还被拖欠了工钱，他会把讨薪进行到底，「他们还欠我3333块钱」。十八地里的花生已经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想早点收完，不然下雨了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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