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影院能推出弹幕功能，《河边的错误》是第一个需要的。
这部刚上映的电影，因为没有“高能预警”，许多观众被片中的某个镜头吓了个半死。
具体哪个镜头就不剧透了。
按理说这个镜头是恐怖电影中常用的“掉凳儿”手法，类似于直接挠你咯吱窝、戳你泪腺，一点儿也不高明。
但90后导演魏书钧是个高手。
他在最不该出现这个镜头的场景里来了这么一下，皮哥所在的影厅里所有人都尖叫了一声。
尖叫声之凄厉撕裂，之整齐划一，是我过去十多年观影生涯中从未遇到的。
这不是导演故意吓大家。
我们看看电影海报就知道了，导演化用了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呐喊》，他追求的就是惊悚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这部电影只会搞一惊一乍的噱头，那就大错特错。
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创作于80年代，是余华“先锋三部曲”之一。
先锋到什么程度？
当年张艺谋想把它拍成电影，老谋子拉着余华整整讨论了一个月，最终没敢拍，退而求其次拍了余华另一部小说《活着》，一下子封神了。
备选项《活着》拍出来封神，那么《河边的错误》拍出来的话，还不得起飞啊？
然而30多年过去了，这么多大导演，没有一个敢碰这个题材，它真的太难拍了。
直到青年导演魏书钧在3年前读过小说后，决定尝试一下。
从2020年开始，他和编剧花了2年时间改剧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每天要开7小时的视频会议讨论剧本。
去年11月，朱一龙刚拿到金鸡奖影帝，第二天就进了剧组。
为了这部戏，他2个月体重变化了50斤，最终拍出了这部电影。
电影杀青后，余华本人都很吃惊：“没想到有人能把这个本子改出来。”
魏书钧是90后新锐文艺片导演，之前拍过《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
他的作品有一个特点，能把文艺片拍的雅俗共赏。
所以，《河边的错误》是个小众文艺片，受众虽比较窄。
但导演把它套上了犯罪悬疑片的外衣，再加上朱一龙的参演，吸引了一大批路人观众。
影片上映后，“河边的错误 看完不走”就登上了热搜，人人都化身福尔摩斯，加入了解读剧情的热潮。
皮哥也在电影院真切感受到了这一点。
观影过程中，不断有人窃窃私语，和同伴解读剧情。
如果在平时，我一定会对这种没素质的行为嗤之以鼻。
但这次我却特别能理解。
因为这部片的后劲儿太大了，一个镜头，一句台词，一个表情，都让人回味不已，我自己都忍不住和朋友叨叨叨个不停。
观影结束后，大家久久不肯离开，都在等彩蛋。
我之前读过小说，只是和朋友讲了一下原版小说的结尾，周围就围拢上一圈人侧耳倾听，让我受宠若惊。
那么这么一部后劲儿极大的猛片，真的会成为爆款神作吗？
不会！
观影结束后，我和朋友兴致勃勃讨论了一路，临别时，朋友悠悠说了一句：
“以后别推荐这么压抑的电影了。”
这就是《河边的错误》的特点。
导演说了十分，有人能解读三分，有人能解读七八分。
但大多数观众并不喜欢它压抑的氛围，并且对这种全员谜语人的电影没有好感，普遍觉得故弄玄虚。
本片的豆瓣评分7.6分，这个分数刚好体现了口碑上的两极分化。
它最终票房或无法突破3亿，相比朱一龙之前主演的《人生大事》《消失的她》来说差距有点大。
但作为一部文艺片，这个成绩算得上出色了。
今天，皮哥就试着从三个角度解读一下这部晦涩难懂的电影，看看这部电影到底藏了那些隐喻与暗讽。
特别提醒以下涉及大量剧透。
第一个问题：谁是凶手？
90%以上的观众是把它当做一部犯罪侦探电影看的。
他们根本不关心电影拍得多么艺术，对人性的思考有多么深刻。
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谁是凶手？
电影本身给出了答案：那个疯子。
从剧情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疯子连续杀害了养母、诗人和孩子。
疯子杀人不需要动机，所以探讨杀人动机，也没有意义。
疯子连杀三人，朱一龙饰演的警察马哲对他没有办法，最后也被逼疯，把疯子杀了。
对，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故事。
但大多数观众不会满足这样的答案。
就像看一桩密室杀人案，观众期待的是凶手如何使用巧妙的手法密室逃脱。
最后讲了半天，导演告诉你凶手会穿墙术和隐身术，观众看了一定会骂娘。
《河边的错误》也是类似。
“疯子杀人”一定是个幌子，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真相，这是多年看侦探片的观影惯性，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反转，却等到最后也没有等来。
导演没有欺骗大家，只是把答案藏在了探案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大部分出现的人物都是怪人，而且4个受害者，都似乎该死。
第一个是受害的幺四婆婆。
爱心爆棚，收养了疯子当儿子，这符合大家心中慈爱老婆婆的形象。
但她有受虐癖，让疯儿子拿鞭子抽自己。
这一点在小说中有明确写到，在电影中则通过朱一龙的梦境暗示给观众。
SM现在都不被大众接受，一个老太婆却又这样的癖好，简直是大逆不道。
你说她该不该死？
第二个是莫西子诗扮演的诗人。
80年代是诗歌繁荣的年代，那时候的诗人就是顶流明星。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95年，诗歌已经落寞。
片中有一幕，年轻人在台上深情朗诵诗歌，台下笑作一团，一旁的诗人很无奈。
诗人还和女学生有一段婚外情，两人通过磁带录音和写诗来传情达意。
写着文雅诗句，干着腌臜之事，你说这个诗人该不该死？
第三个是发现尸体的小孩。
电影中对小孩交待很少，小说中则有详细描述。
这个小孩在家里没有存在感，一直想证明自己。
所以他发现尸体后十分得意，和警察描述发现尸体的过程时是带着一股莫名的骄傲。
“别人害怕尸体，我才不怕哩。”这是小孩的得意之处。
警察问完话后，他还意犹未尽地和警察说抓到凶手后一定要告诉他。
一桩凶杀案，却成为他逞能的工具，你说这个怪小孩该不该死？
第四个是那个有异装癖的理发师。
这一点从他家的布置就可以看出。
粉色的床单，桌子上的杂志上有摩登女郎，抽屉里藏着女性化妆品，说话还娘里娘气。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叫做“不男不女”、“二椅子”、“死变态”，会被开除人籍的。
对他而言，宁可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也不希望别人发现自己的怪癖。
所以最后案件告破了，嫌疑解除了，但因为异装癖被曝光，理发师跳楼自尽。
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
所有死去的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杀害他们的，叫做社会规范。
规范里规定，老人就该慈眉善目，男人就该阳刚正气，孩子就该乖巧听话，任何出格的行为和思想都是很危险的。
这些怪人，就倒在了这把看不见的柴刀之下。
如果再联系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80年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思潮通过文学和电影的形式涌入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严重冲击。
朱一龙饰演的主角叫做马哲，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这股先进思潮进入中国，传播了华夏大地。
它目睹了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停止过的怪现状，在改变人们观念的同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了。
所以，本片的凶手确实就是疯子。
这个疯子究竟是谁？人们为啥害怕他？马哲为啥会杀了疯子，然后变成疯子，这才是创作者真正向探讨的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片的编剧康春雷在片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疯子，显然连创作者都知道，那个疯子才是全片的内核。
第二个问题，影片有哪些隐藏的细节？
原版小说只有2万多字，分为三个章节，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有点小说版《狂人日记》的意思。
余华写的小说是勾勒了一个轮廓，创作者花了2年时间，给这个轮廓里塞入了大量的细节。
要看懂这部电影，不仅要明白凶手是谁，更要读懂细节，听到弦外之音。
比如那个有婚外情的诗人。
他的断案线索是一盒磁带，磁带里有周华健的《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
这句歌词反复被唱了三遍以上，是影片重要的隐语。
诗人通过它来表达爱意，警察马哲的徒弟哼唱它来表达个性，马哲自己喝醉酒后也唱他来抒发感情。
诗人的情人钱玲通过磁带告诉爱人，自己能一顿吃20个饺子，又说自己有一个秘密藏在心里。
这个秘密没有说出来，但下一个镜头，马哲陪妻子去产检。
导演通过蒙太奇手法暗示观众，钱玲怀上了诗人的孩子。
这个细节为诗人的死，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底色。
大队长马哲是个更重要的角色。
原版小说里他是个工具人，影片中他被塑造的有血有肉。
我们通过一些细节碎片能还原马哲的经历：在云南当兵立过三等功，转业后来到南方小县城里当了一名警察，经人介绍结婚生子。
马哲工作很忙，和妻子没有共同话题，朱一龙为了这个角色胖了30斤，他发福的身体暗示这个角色郁郁不得志。
马哲的上司局长喜欢打乒乓球，“打乒乓球”就是体制内官僚主义的一种具象化体现，沈腾的春晚小品《投其所好》中也有体现。
局长一边打乒乓球混日子，一边却吹嘘自己如何辛苦。
整个局里的工作气氛就是得过且过，我们也能注意到，警察在断案过程中常常流于形式，做做表面功夫。
马哲作为大队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无力施展抱负。
马哲的徒弟就是典型。
这个年轻人没个正型，最大的爱好是劈叉，工作时吊儿郎当，别人认真听磁带寻找证据，他却走神跟着唱起了流行歌曲。
马哲拿这个二流子没有办法。
马哲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体制内的怪人。
他兢兢业业工作，局长却不承认他的三等功，曾经的老友在电话里也调侃他喝多了，“你根本没有立过三等功”。
马哲是公安局的大队长，是个话语权的人，但也慢慢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变成了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
他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明白了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
在断案过程中，他发现受害者和自己一样，没有话语权，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大家只想着赶快结案交差。
他理想的大厦崩塌，原版小说里，他杀死了疯子，然后在妻子和领导的建议下，假扮疯子让医院开了一张精神病诊断证明，逃过了法律制裁。
电影中，马哲脱罪后浑浑噩噩，靠麻痹继续生活下去，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导演太残忍了，不肯放过他。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孩子出生，一家其乐融融，但孩子却把玩具扔在了湿漉漉的衣服上。
这是疯子的标志性动作，暗示马哲的孩子智力也有问题。
马哲装疯卖傻逃避社会的镰刀收割，但厄运却转移到了他孩子身上。
影片戛然而止，留下了观众愣在那里，久久走不出来。
导演还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影片中“夹带私货”。
影片中，县城的电影院荒废，公安局把办公地点搬到了电影院，这是小说里没有的情节。
导演增加这个段落，让主角在舞台上办公，就是要营造一个“楚门的世界”。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场戏，连讲故事的人也参与了这一场疯狂的游戏。
我们看到片中出现了很多电影元素，这些都是导演的“私货”。
马哲通过幻灯片断案，受害者图片像极了电影胶片；
马哲坐在剧场里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这个梦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电影；
还有倒塌下来的“电影”招牌，燃烧的摄影机，这些细节都寄托了导演对电影这门艺术的复杂感情。
这也引出了第三个问题——
导演一会儿讲杀人案，一会儿讲边缘人群，一会儿又讲身份认同，最后还见缝插针谈了对电影的看法。
他究竟在表达什么？
就像影片海报中的宣传语一样：“没有答案。”
《河边的错误》就像一个开放式的沙盒游戏，提供了多义性的解读，几乎每个观众都能解读出一个自己想要的版本。
最底层的故事是一个农村悲剧事件：
疯子连杀数人，警察将其绳之以法，自己也受到牵连。
往上一层是关于边缘人物的浮世绘：
杀人案牵扯出了一大群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所谓的破案就是展现他们艰难生存处境的过程。
再上一层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幻灭的故事：
马哲这个英雄人物本以为自己可以拯救弱者，却在拯救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他在麻木和疯癫之间来回拉扯，最后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
但恶魔的手却伸向了他刚出世的孩子。
再往上一层是导演魏书钧的作者化表达，影片本质上是他根据余华的小说进行的二次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成了入局者，他将对电影的爱恨情仇揉进了这个荒诞故事里。
当然以上只是皮哥的解读，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当然，电影很多时候是留白的艺术，塞得太满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河边的错误》有太多的细节和解读，像一个卡车塞得满满当当，这某种程度上是青年导演露怯的表现。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张艺谋来拍，一定不会塞这么多东西，拍出的效果也会更轻盈洒脱一点。
如果你只喜欢那种简单解压的爆米花电影，《河边的错误》真的不适合你，看得太累太压抑。
如果你喜欢那种带点文艺气质的电影，对一些惊悚画面也有足够的耐受力，本片或许就是你的菜。
看完影片后不妨告诉皮哥，你看到的究竟是哪个版本的故事。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一粒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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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差点被朱一龙这片“欺骗”了！这才是解开幕后真相的3把关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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