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读诗
2023年第1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北京报道
李白在黄河边与众人饮酒，伴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诗中悲苦的感受迸发，身旁已人到中年的朋友被诗吸引。随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画面洒酒成水、仙鹤飞起，银河与黄河相接，与天上神仙碰杯共饮，最终再落回李白“万古愁”的面庞……
这是电影 《长安三万里》 的一处情节高潮，观众在画面中感受到李白诗中蕴含的人生大起大落，他的潇洒、肆意、豪迈、悲苦。
璀璨的诗歌文化、李白与高适的动人情谊、繁花似锦的长安城……观众在影院领略了大唐群星们波澜壮阔的诗意人生。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8日，上映以来，《长安三万里》观影人次超4015万，票房累计16.6亿元，打破过去3年动画电影累计票房纪录，超过影片 《姜子牙》，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TOP2。
在制作团队看来，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不仅仅是本片，打开票房榜，今年以来的票房前十，前9位都是国产电影。可见，中国观众越来越爱看中国故事。
观众和古人通过诗词相连
《长安三万里》 片长168分钟，篇幅很长，但对于历史上那些璀璨人物来说，又显得太短，说不尽他们的人生。
这部电影，追光动画前后做了3年，在电影上映前，行业还没有动画电影历史题材的先例，制作团队的心情一直期待又紧张。
“无论是制作、上映反馈，还是影院排片，对我们都是巨大的挑战。”导演谢君伟说，“这份忐忑一直持续到上映三四天之后，我们收到了媒体和观众的反馈，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开始讨论，去聊诗人们的故事和诗词蕴含的不同含义，在那一刻，我们才真正感到开心。”
此前，制作团队对传统文化知识做了非常深入的学习。“为了让这些闪光人物、经典故事以动画电影的形式再现出来，剧本立项花了6个月的时间，其间，电影局的专家、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专家、中国社科院唐代文学的专家，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给了我们很多意见和建议，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实地采风。团队秉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让重大历史事件、角色保证真实，在历史空白的地方发挥创作。所以，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影片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长安三万里》 监制、追光动画总裁于洲说。
作为一部承载诗词文化、历史人物的电影，《长安三万里》 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关系？
“我们在处理文化题材的时候，一方面是靠近观众，想办法让观众感兴趣，基于大的历史不变的情况下，对李白的散发剑客形象、少年杜甫的可爱形象等，进行了再创造。另一方面是远离，我们抛弃了快节奏、刺激的方式，人物形象上半身壮、下半身短，展现的是唐朝人尚武的精神，这也是自信感的体现。有趋近、有远离，二者需要平衡。”谢君伟说，“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藏，若跟当下的人、时代精神相结合，更容易打动现在的观众。”
古老的唐代建筑、熙熙攘攘的街市、文人墨客、风土人情都充满诗情画意，一幕幕场景美轮美奂。诗与景的结合，体现了东方美学。
电影通过48首诗串联，还要结合诗中意境，这是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挑战。这48首诗，团队选取了耳熟能详的诗句，一听就能马上唤回人们的回忆。
单看“长安三万里”，5个字豪迈又壮阔，而电影一直在讲这些大人物的郁郁不得志，想传递给观众什么感受？
“我们要把唐代美学特点活灵活现展现出来，想展现这些诗人的气质，展现出外界对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形象。像李白如此才华四溢的天才，也历经磨难；高适写出了‘莫愁前路无知己’的激昂慷慨，而他前半生历经坎坷；我们熟知杜甫老年忧国忧民的形象，在电影里，我们给了他顽皮可爱的少年时代……我们想把这些东西抛给大家，展现人物和时代的复杂性及立体性。”谢君伟说。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被这些文化影响，并融于我们的潜意识，‘长卷’出来的时候，不同民族、年龄的观众，都被连接了。”谢君伟说，“观众看到诗人们的人生，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人生，我们让观众跟古人产生了联系，通过这组作品获得一些指引。这部片子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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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承载传统文化的电影越来越多，它们之中，有的名利双收，也有的票房不尽如人意。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长安三万里》为什么能出圈？
在导演邹靖看来，这部电影有多个方面抓住了观众的心。第一，文化演绎比如诗人们的造型、再创造处理等，体现了文化自信。“我们挖掘了深层次理解，而观众对这方面有很强的需求。”第二，李白和高适的情感塑造和发展非常动人。第三，故事主题——人对于理想的追求，以及过程中的挣扎，观众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种映射关系。电影找到了跟现代社会的连接点，它讲的是李白、杜甫、高适，但故事好像又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他说：“我们正好赶上电影大市场的复苏，整个环境越来越好，观众对传统文化题材越来越感兴趣，很多优秀作品在涌现。”
从《小门神》《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起》《新神榜：杨戬》，再到《长安三万里》，追光动画的很多电影都依托了传统神话、历史故事，制作团队会不会担心审美疲劳的问题？
“我们的顾虑并不是要找到‘不同’，而是在于电影呈现的这些诗，人物形象、故事、题材，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接受，比如这次我们采用了唐代古俑造型的特点，人物上半身很长，我们当时就一直嘀咕，观众能不能接受人物变矮？”谢君伟说。
在如今的时代，快节奏的短视频、碎片化信息包裹着受众，他们还愿不愿意花3个小时观看需要一些文化底蕴、门槛相对较高的作品，也一度困扰着制作团队。
于洲表示，《长安三万里》和主流的商业做法有一些背道而驰。最开始，宣发伙伴、联合出品公司都提出了比如观影门槛、观众的耐心等问题，还有人建议把168分钟的片长做成上下集。
“但现在从结果来看，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低估了观众对于包括历史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热爱。”于洲说。
邹靖认为：“沿着旧路走是安全，但也很少有突破，观众也会觉得你有惰性。人总得尝试、创新，虽然这种创新本身有风险。我们想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让市场更有活力，观众之前没有看过，还能带来思考。”
国产动画电影的进阶
2022年是中国动画电影诞生100周年。曾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宝莲灯》《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伴随了一代人的儿时记忆。之后很久，国产动画电影经历了沉寂。直到近年来，随着《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影片的出现，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与艺术水准推向新高点。
于洲表示，现在观众已经看到了，国产动画也能做到如此高品质。过去的八九年时间，很多作品不断涌现，这是传承，同时也受到一些欧美作品的启发。“这种影响更多是让国人对动画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愿意投身这项事业。”
他说，早年间，上世纪90年代，欧美动画很多是外包，由中国人代工，第一批做动画的人很多由此入行。
谢君伟在2006年入行，他经历了行业从给国外片子加工为主，慢慢到2012、2013年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公司做本土故事的巨大转变。
“我们有越来越多自己的故事了。”谢君伟说，“不过，如果跟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动画的巅峰比，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路要走。因为现在整个动画行业还比较缺人才，缺少比较完善的行业和产品脉络，没有形成产业化，大家都在摸索。”
他说，目前，已经有电影做得很成功，但只是几家公司的成功案例不能代表整体，只有当行业有15家、20家公司每年都能推出一部优质电影，并且整个体系特别健康时，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成功。
在国产电影进阶的过程中，于洲也体会到，动画电影的门槛越来越高。
“一方面，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制作成本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五六年前，五六千万做一部动画电影还有可能，但现在六七千万都做不出来一个很高品质的作品。这其中，人力成本的增长非常明显。”
“动画电影非常复杂，需要大规模团队协作以及艺术技术的融合，不仅要搭建生产线，还要求非常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电影工业化、匠人精神，这两点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他看来，国内权威奖项对于动画电影的支持还不够。“很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纷纷给国外奖项投作品，以拿到国外的某个奖项作为自己的认可。但这样一来，作品的创作方向会迎合国外标准。而如果国内能有一些非常权威的奖项来认可动画电影，这会是非常好的引导。”
他说，目前，国内权威电影奖项对动画电影的肯定是最佳美术片奖，而编剧、导演、音乐的奖项上，动画电影很难有机会。而 《千与千寻》在2002年柏林电影节一举摘得最佳影片金熊奖，作为动画电影，它和其他电影一样参加奖项评选。
“所以，我认为国内奖项应该对动画电影给予更多重视，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扶持非常重要。”于洲说道。
邹靖认为，对于美国、日本这种动画电影非常成熟的市场，我们不应该只是单纯追赶。这些地区都是在合适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路。我们应该吸收学习技术、表现方式等，但是，若要走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一定是开辟了自己的路。“你站在大树下，它给你遮阴乘凉，但是它也决定了你的局限性。”
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动画行业也正处于上升期。
“目前国家经济、文化都保持着向上势头，电影人赶上了时代的大风。”邹靖说道。
追光动画在2013年成立，那时，国产动画电影票房还没有过亿的作品出现。而现在，《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姜子牙》《熊出没·伴我“熊芯”》 等作品票房均已超过10亿元。
“最近几年，大江南北出现很多优秀作品，大家的成就感和团队士气非常高。一些国产动画电影已经在和好莱坞对照，这背后，是观众对我们的文化更加自信的表现。”于洲说，从整体来看，中国动画电影还是处在发展初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会是重要阶段。
好电影不仅能打动国人，也能让外国人赞叹。这些承载中国文化的作品，如何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邹靖认为，应该做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让这些故事中的人和事打动所有观众，这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我们要知难而进，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10年、20年甚至是50年、100年的事情，需要一代代人去做。”于洲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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