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奥斯卡之前的几十年间，金国威的生活方式总要引来一连串的追问：靠爬山就能挣钱吗？看风景也能养活人？没有固定工作，成天在山里露营，住车里到处跑，这跟流浪有什么区别？
文｜查非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成为「疯子」
电影制作人金国威以拍摄人类极限为创作特色，其实，他的工作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理解方式——他拍的人都是「疯子」。
金国威用纪录片详细记载了不同种类的疯狂：《徒手攀岩》（Free Solo）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在无绳索保护的情况下徒手登顶914米高的酋长岩，《泰国洞穴救援》（The Rescue）记录了一群洞穴潜水员如何解救2018年被困在泰国洞穴中的野猪青年足球队，《回到太空》（Return to Space）拍摄的是SpaceX的首次美国本土载人航天任务，在镜头的见证下，以疯狂著称的马斯克带领一群航天工程师将两名宇航员送上了国际空间站……
然而，只要跟他多聊上一会儿，你就会渐渐发现，原来这些「疯子」身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的作品总在发掘这些匪夷所思的疯狂背后的人之常情。他拍摄的徒手攀岩故事不仅记录了主人公Alex的练习过程，也记录下了他和女友的分分合合。他所拍摄的太空探索没有一味歌颂探险、未知，追逐好奇心，镜头里也记录下了宇航员和妻子为了该不该上太空的纠结过程——这件事真的值得吗？会不会根本不值得我们冒这么大的险？
正因为他能够理解疯狂、呈现疯狂，他的作品获得过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多次艾美奖，《徒手攀岩》还赢得了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其实，金国威之所以能够理解「疯子」，或许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他自己就是一个「疯子」。他是一名职业探险家，四次攀登过珠穆朗玛峰，其中包括登上珠峰并滑雪下山，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登上印度梅鲁峰鲨鱼鳍（Shark’s Fin）的人。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耐心解释自己这种疯狂的活法——是的，我会攀岩，也会在攀岩的时候拍电影，不不不，这不是拍广告，我更希望记录的是人在极限状态下的可能性……他的疯狂也不总能得到理解，所以有时候他只能轻描淡写，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爬山啊、滑雪啊、看看自然和风景，「就是山和海的那些事」。
在获得奥斯卡之前的几十年间，这种山和海的生活方式总要引来一连串的追问：靠爬山就能挣钱吗？看风景也能养活人？没有固定工作，成天在山里露营，住车里到处跑，这跟流浪有什么区别？
最早提出这个疑问的是金国威的父母。他的职业是父母一辈子的心病。尽管金国威在美国出生，从小生活在明尼苏达州，但他的童年是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哈尔滨人，他们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父母，在这个家里要说中文、练太极、学写毛笔字，如果金国威用英语跟家人打招呼，父亲就会假装听不见，不理他。
金国威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姐姐，在这个家里，姐弟俩一度以为世界上只有三种职业：医生、律师、教授。为此，两个人过上了和大部分中国孩子差不多的童年。金国威三岁学习小提琴，七岁学游泳，十二岁获得跆拳道黑带，他参与的每一项课外活动都是能给履历加分，都是分得出第一名的竞赛项目。家里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经常带着全A的成绩单回家，因为如果得了A-回家是要接受妈妈拷问的：「为什么没有拿A回来呢？」
金国威与他的父母和姐姐
年长的姐姐按照父母「望子成龙」的路径一步步走过来，用功读书，上好学校，拿第一名，她考上了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大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是亚洲父母最欣赏的体面工作。但弟弟金国威在毕业那年宣布，自己不会从「医生、律师、教授」里选任何一个，他要做一个Climbing Bum。
这是一个当时大部分人都没听过的新名词。它是热爱高山攀登的一小群人的内部术语，指的是一辈子以攀岩为生的流浪生活，既不找工作，也不租房子住，晚上睡在自己的车里，白天开车去到不同地方，攀岩、滑雪、冲浪，活在大自然中。
「人们常常问我，你做过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以为我的答案是某座高山、某次攀岩。事实上，我这辈子最大的冒险，就是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4月，金国威在北京接受《人物》采访时说。「我选择这种活法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人可以这样生活，我的父母就完全不接受，我是我们家第一个选择以探险为生的人，可能也是当时整个华人社区里的第一个人，甚至在当时的整个美国，以攀登为生也是很少见的。没有人想要活成一个流浪汉。」
这个选择让他和父母开始冷战，有两年间互相不再联络。直到现在他都记得吵架的时候，父亲反对他的其中一个理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我都找不出来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工作！」妈妈则是常常跟姐姐哭诉：「我们攒了一辈子钱，供他读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竟然养出来了一个流浪汉。」
姐姐是一个跟极限运动无关的人，她至今不会攀岩、冲浪，对滑雪也兴趣索然。她去看望弟弟，看他一个人住在面包车里面，睡小小的睡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开车去找不同的山，和新认识的伙伴一起登山，在快餐店点餐的时候只能点最便宜的套餐，还会请求服务员给他薯条的时候多放一点。这的确像一个流浪汉的生活，但比流浪印象更深的是，每次见到弟弟，他都在笑。
弟弟告诉她，这是他想象了很久的生活。小时候跟姐姐一起长大，一起奔着「医生、律师、教授」的目标前进，读了很多书。因为父母是图书管理员，给他们挑了很多名著，但金国威最喜欢的一本书其实是《霍比特人》。吸引他的是书里所勾勒出的那个世界，一个超脱于现实生活之外、完全不同的世界。「阅读让我对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想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开始想象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金国威说。
后来，他就是在攀岩的过程中找到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他起初对山和海没什么兴趣，不喜欢去公园，也不是热爱户外运动的人。但上中学时候的集体远足，他和同学一起在国家公园里爬山，这是他第一次的攀岩，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登山之中，人可以探索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可以窥见人生的更深处。
金国威这样形容攀岩的乐趣：在山岩之上，没有比赛，也不需要争第一名，登山是一项自己与自然互动的运动。当你在一座山面前的时候，你需要放下心里所有的计划、设想、期望，只关注于眼前的两英尺。也许通往顶峰还有几千英尺，但此时此刻，你只能思考眼前两英尺的问题，手应该抓哪里固定，脚应该踩哪里支撑，只有做好了眼前这两步，才有接下来向上前进的可能。每一次的眼前两英尺，都是登顶的基础，也正因如此，登山过程中的每一刻、每一步、每一个两英尺，都充满意义。
金国威攀登梅鲁峰
「攀登成为我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它允许我去探索野外世界，我喜欢这种走向深处的感觉。在山林间，我找到了最好版本的自己。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快乐，只有在那里，我能清醒地意识到，活着是有意义的。」金国威说。「我在登山的第一天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当时我在心里做了决定，OK，这辈子我要成为一个攀登者。」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金国威过了七年的流浪生活，露营，睡睡袋，住在面包车里。这段时间他时常遭遇质疑和挑战，所有熟识金国威的朋友都说，他有好的学历、好的背景、好的体力、出色的问题解决能力，只要他愿意，金国威可以胜任很多工作，「他去应征特种兵的海豹突击队都没问题」。有时连他自己也会疑惑，靠攀岩为生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生活方式，这条路真的能走得下去吗？这是正确的决定吗？
在那段时间里，支持金国威的只有姐姐，时常看望他，帮他打点生活，给他鼓励。金国威说，是姐姐给了他信心和底气，在他犹豫的时候鼓励他，「没关系，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金国威得到奥斯卡后，当地媒体追问姐姐为什么一直支持弟弟，她的回复是，「因为他在谈起他的攀岩时，是真的、真的很快乐。」
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我上了斯坦福，留在了耶鲁，我有一份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工作）乏味，但我挺满足。这是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梦想，久而久之也真的成为了我的梦想。我接受这种生活，但Jimmy不喜欢这样，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他感到开心。」看到弟弟笑起来的时候，姐姐就会鼓励他，「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这没问题。」
在一个看似不可行的生活方式里，弟弟一点点搭建起了自己的生活。他认识了可靠的攀岩伙伴，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爬山。在山顶露营的时候，金国威看到熟睡的伙伴和山间的日出，想要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就用相机拍了下来。这张照片为他们挣来了500美金的稿费，成为他因为山挣来的第一笔钱，也是他接下来一系列工作的起点。他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正式攀登，并用相机记录整个过程。
现在的金国威已经成功将这种少见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他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极限运动专业摄影师，在高海拔、极地状态、海洋深处等极端自然环境中都能完成拍摄。作为知名导演，受邀参加大大小小的电影活动，但现场的金国威依然是最特别的。大部分的电影活动现场，他都是合影里肤色最深的人，他的西装看上去也很扎眼，因为只有他的袖子被手臂肌肉撑得鼓起来。和《人物》的采访中途，他提出要中场休息几分钟，像准备上场的运动员一样，起身做拉伸运动，在写字楼里跑了好几圈才回来继续访谈，理由他在另一次采访中解释过：「我不习惯一直呆在室内。」
直到人生的最后，他的父母都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这份职业。金国威完成跨越西藏羌塘高原近300英里的长途跋涉后，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演讲，妈妈在大堂走廊看到了演讲海报上的儿子。后来，父亲看到他拍摄的攀岩照片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上，也因此得到了稿费。父母没有用「骄傲」形容过自己对儿子的工作的感受，他们之间更像是达成了一种接纳的妥协，至少儿子可以挣点钱，养活自己，也许，他真的能把山和海之间的乐趣，变成一种能谋生的工作。
《徒手攀岩》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
寻找答案
作为一名职业探险家和电影制作人，金国威的工作日程看起来很特别。他在去年冬天的一次出差行程是这样的——
出差第一天：抵达旧金山，早上七点跟朋友一起开车到附近的山里，熟悉地形，跑12公里，然后回到会议中心，参加自己拍摄的电影的试映会，作为制片人接受现场提问，会后接受采访；
出差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跟朋友开车回到山里，开始攀登，摸索攀岩路线，中午前回到市区，参加另外两场放映活动，接受提问和采访，晚上结束后开车回到山区，和攀岩伙伴汇合，在山间露营；
出差第三天：从清晨就开始一路向上攀岩，伙伴的目标是登顶，但金国威需要在中途和同伴分开，自行下山，因为他需要在傍晚之前回到市区，完成晚上的电影放映会问答环节。
现在的金国威有两个版本，城市与山间。城市版本的金国威是电影制作人，平时往返于不同城市之间，西装革履地见合作方、参加媒体活动。山间版本的金国威穿户外运动服，喜欢攀岩、滑雪、冲浪，露营的时候总是笑着宣布，「我在睡袋里睡得是最香的！」
不同版本的金国威构成了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职业探险家，在城市和山间来回往复，一方面以极限运动为人生乐趣，另一方面又以此赚钱为生。
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是金国威最重要的攀岩伙伴。他是21世纪最知名的探险家之一，在The North Face探险队担任了长达26年的队长，是印在黄石国家公园宣传册上的探险界标杆人物。他比金国威大12岁，一起完成了在珠穆朗玛峰、南极等地的高山攀岩。安克是最理解金国威的人，他知道攀岩的艰辛，更理解拍摄攀岩的难处。攀登本身已经非常消耗体力，可为了拍摄，金国威需要提前赶到路线前面取景，然后再折返回来拍摄攀登过程，如是往复，这非常累，但金国威却一直在笑。
安克在金国威身上看到了攀岩者最重要的一种品质：无可救药的乐观。极限运动经常面临艰难阻碍，但金国威是团队里永远有办法开心起来的人。他经常讲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笑话。「嘿，前面风大得要命，但好在咱们已经快要冻死了！」他的冷笑话无厘头到需要熟悉的朋友帮忙解释，他的意思是负负得正，否极泰来，「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Jimmy总有办法让一切变得轻松」。
只有两次，安克见到了金国威的悲伤。2007年，他们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金国威得到母亲肺癌病重的消息。那是他少有的自行放弃的攀岩计划，他飞回母亲身边，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他花了好一段时间才从悲伤中走出来，他投身到更大的冒险中，用新的挑战来重建自己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金国威和安克计划挑战全世界攀岩难度最大的目标——梅鲁峰鲨鱼鳍。它位于6400米的印度梅鲁中央峰顶，是一块陡峭如刀刃的花岗岩。他们尝试了两次才最终成功攀爬了鲨鱼鳍线路。金国威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记录下这场挑战的纪录片《攀登梅鲁峰》获得了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
金国威和安克在梅鲁峰
这部影片也让金国威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纪录片导演、电影制作人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2017年，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开始一起拍摄《徒手攀岩》。金国威解决技术难题，瓦沙瑞莉则来思考如何讲好故事。那一年他们的小儿子刚出生，他和伙伴们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南极攀岩。这是一条设计了很久的路线，他们计划在南极洲毛德皇后地的乌尔维塔纳（Ulvertanna）进行峭壁攀登。
就在临行前一天，金国威的父亲去世了。当时和他一同去南极的安克记得，金国威几乎已经决定放弃这次行程了，但出发时，他又出现了。那是一次棘手的攀岩，金国威几乎全程都没怎么说过话，直到登顶那一刻，他才告诉同行的伙伴，他想起了父亲。
「在南极的每一天，我都会想起他。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过去，想起我和他的相处，想起小时候的很多小事，我都快有几十年没再想起的一些点点滴滴。」金国威说，和父亲相处的很多往事在南极攀登中闪现，小时候放暑假，是父亲带着全家一起去国家公园玩，他们一起爬山，一起抓过昆虫，在附近的湖里抓小鱼。他在家附近的小山丘上学会了滑雪，当时对滑雪一无所知，学滑雪时穿的还是牛仔裤，而陪伴他完成这一切的，也是父亲。
金国威有一个护身符，是一块传统的中国雕龙玉坠。这是一辈子不理解极限运动的父亲所能想到的保护孩子的方法，用这块玉祈求儿子出行平安。
这次南极之行改变了金国威。他开始重新理解父母的反对。父亲之所以不理解他的选择，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很难去想象探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从没有体验过极限运动的父亲只能试着去理解他「如何工作」，但更深处的「为什么这样生活」，他始终没有一个参照物去理解。
「我想我的父母也许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为什么想要过这样的日子。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天方夜谭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探险，想想他们那一代中国人，这种活法根本就不存在。让这样的一代中国父母理解我，对他们也很难。」金国威说。
金国威和父母
这后来成为了金国威创作的一条主线。在此之前，他的拍摄主要集中在极限运动的群体里，拍摄自己身边的故事，但从那一年之后，金国威开始尝试不同的主题。他拍摄过泰国洞穴救援、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横穿从古巴到佛罗里达110英里海域的长距离游泳选手奈德。他们是一群世人眼中的疯子，选择做出和主流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行动，但是金国威感觉自己能够理解他们，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共通的答案。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金国威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这些故事的共同目标是展现人的潜质、人的能力、人的可能性，「一个人的极限是什么？一个人在他最极致的状态下，能做成什么？」讲述这一点的时候，他特别加重了声音强调，他的目标是展现Why——为什么他们能做成这些事？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驱动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人们常常问的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没办法不去做这件事。（They just cannot not do it）。当一件事能带给你如此强烈的意义感，你已经不可能不投身其中了。」金国威说。「我认为在探险中有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可以讲述，因为它们代表了人性里正向的那一面，坚韧、信任、直面挑战、团队合作。这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品质，也是我所珍视的人性好的一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喜欢发现别人的长处，然后大声讲出来。」
访谈中，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徒手攀岩》中的主人公艾利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细节是，没有人教过Alex如何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意味着，没有人教过他这件事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教练指导他在这里如何上去、在那里如何处理，根本没有这样的辅助。一切都需要他自己去创造。Alex是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方法，让自己完成了这件事。」金国威告诉《人物》，「你从中就会看到，当一个人要把自己推向极限的时候，是多么惊人。不仅仅是体力、耐力的问题，它考验的是聚合在一起的创造力，一种只在极限状态下才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创新视野。你不能跟着规则玩游戏，你需要重新理解游戏，甚至改变游戏。」
其中一个细节是，艾利克斯在正式挑战酋长岩之前做过许多次练习，而他每次练习的时候都会刻意地让自己犯一点错，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训练自己找到一种最佳状态，而是训练自己习惯犯错，以及犯错之后如何快速调整，回到路线上。因为他知道在实际的攀岩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比找到一种完美攀岩姿势更重要的是如何快速适应意外状况。面对如何攀登酋长岩这个难题，《徒手攀岩》记录了一个攀岩天才的应对之策，不是寻找登顶的唯一正确答案，而是训练自己能够耐受途中的所有错误答案，这也是一种成功之道。
就这样，金国威拍摄的作品成为了他的一种自我表达。他说，攀岩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观看一个人如何攀岩，其实也是观察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遇到麻烦的时候是逃避还是迎头而上，在艰难的时候是不是会笑。「我不再需要跟人解释，为什么人会攀岩，答案在影片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那些几十年间他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感受、领悟、痛苦、意义，全部记录在自己的纪录片里。他没能向父亲解释的「为什么」，一次次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呈现。
这些答案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父亲去世后，金国威和瓦沙瑞莉完成了《徒手攀岩》的后期制作。这部纪录片赢得了许多奖项，2018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人民选择奖、2019年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七项艾美奖以及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
「我喜欢拍摄人性积极的那一面，那些能激励我们变得更好的品质。我喜欢这样的故事，那些展现人性美好的故事。我有很多朋友拍摄人性的另一面，战争、冲突、争议。很显然，我还没有拍过这种主题的作品。世界上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灰心的事，让人悲伤，让人愤怒，我希望试着制作能与之抗衡的作品，我想这是我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金国威告诉《人物》。
金国威在南极洲的乌尔维塔纳
人生的回响
金国威和瓦沙瑞莉不仅一起创作影片，他们也有着与彼此相近的灵魂。两个人最初的共鸣来自于同样的中式家庭教育。妻子出生于纽约，但她也有家教严格的中国父母。金国威学小提琴，瓦沙瑞莉学钢琴，两个人都没有选择父母期望中的那条路，这成为了他们总也聊不完的话题。后来，两个人结婚，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在纽约有一个家，但一年中大部分时候，他们生活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从他们的房子往外看，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大提顿山。
成为父亲改变了金国威。过去他无法忍受呆在房间里，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山间攀岩、在海上冲浪，但女儿三岁半之后，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一直窝在家里不出门，因为那时候的他也只想陪着孩子，跟他们一起笑，一起玩游戏。
也正是在养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他开始理解到父亲当年另一种难处。现在的他身上有一个矛盾点，一方面，他依然热爱极限运动，喜欢跟孩子们分享攀岩的乐趣，教他们需要运动技巧，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从事这样的事业。就像是一种父亲的本能，采访中的他毫不掩饰对这种未来设想的担忧，为孩子们列举除极限运动以外的种种职业，「做个画家、诗人都不错」，情急之下甚至脱口而出，「律师、医生都可以！」
作为职业攀岩的记录者，他清楚地知道极限运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真实危险：雪崩、落石、缺氧、失温、严寒、饥饿、绳索意外掉落、长时间掩埋被困，有时候还会遇到强盗突袭和土匪抢劫，在丛林里遭遇持刀抢劫。金国威自己就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有一次从山上下来后坐了两个星期轮椅，还有一次在雪崩中被砸中，一度连他自己都觉得，人生就要这样结束了。
「现在我自己也成了父亲，我开始体会到，要成为一个高海拔攀登者的父亲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我绝不会想要我的孩子成为职业攀登者，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会带她攀岩，陪她滑雪，但我不希望她以此为生。」金国威说。「我从这些事情里得到了许多快乐，给了我自信，我想要把攀岩的快乐带给他们，只要他们感到快乐就好了，但我只求他们不要以此为生。」
金国威和家人在怀俄明州的家附近。照片由Chris Figenshau拍摄
女儿Marina七岁那年，她跟爸爸说，想要攀登大提顿峰。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念头。小女孩刚出生就穿上了The North Face送的婴儿衣，晚上睡觉前听爸爸讲的睡前故事都是登山的趣闻。来家里做客的每一位客人都参与过极限运动，跟她讲着自己最大的乐趣：大浪冲浪、徒手攀岩、岩壁垂降、洞穴潜水、极速滑雪……在这个七岁小女孩的认知里，攀岩是日常生活的其中一项娱乐项目，是大家都会玩的一种游戏。
金国威一开始以为女儿只是随口说说，但整个夏天她总是缠着他要求攀岩，让他不得不正视，这是一个孩子认真的愿望。因为他们的家就位于大提顿国家公园不远处，从卧室窗口往外看，就能看到高耸的山脉，他指着窗外的高山问，你真的想要去那个地方吗？你确定你想要爬那么高的山吗？
犹豫了一个夏天，金国威最后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要求。他不希望女儿长大成为职业极限运动员，但他也不希望让女儿的生活里有「不可能」的禁区。他教女儿认真地做准备，学习基本技巧，他们家里有一个大房间放着金国威最喜欢的攀岩工具，还有一整面攀岩墙，随时可以练习。
就像爸爸那样，女儿开始计划自己的第一次极限攀岩。她还给自己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攀岩伙伴，康拉德叔叔，也就是金国威长期的攀岩伙伴安克。安克教她如何给山画轮廓，怎么选择路线，如何使用工具。作为一辈子投身极限运动的攀岩界传奇人物，他也教会了小女孩许多攀岩时要记住的道理，比如他的名言，「坚持住，所有风暴终将过去。」（Hold fast, all storms pass.）
他们选择了大提顿山的Upper Exum路线，难度系数5.4，这是一条已经属于技术攀岩的专业路线。他们一大早就从营地出发。一路上，金国威讲的大都是极限运动版本的童话：徒步的森林里有小精灵，山谷里还有一条有魔法的小溪，只要喝了那里的水，人就会变得快乐。
快到山谷时，三个人开始像大人一样谈话。小女孩重复着安克教给她的许多道理，还认真地叮嘱爸爸，「过会儿你要把绳结的锁扣扣好哦，你如果没有扣好的话，我是不会开始攀岩的。」他们还讨论起接下来的各种可能对策：
——要是我掉下来了怎么办？只要你别松开手就行。
——如果我觉得累了呢？那就睡一觉。
——万一我害怕了，想放弃了，怎么办？只要你想停下来，我们随时可以掉头回家，没关系。
在女儿第一次的攀岩中，作为父亲的金国威最常说的道理不是勇攀高峰，而是随心而行。他们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想停下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不一定非得登顶，这不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你只要觉得开心就好了。
实际攀登过程中，小女孩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难关。这条路线是一个被低估了难度的攀岩路线，中途遇到很多成人都会感到困难的状况。金国威拍摄下了女儿的攀登过程，这个七岁的孩子挑战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多节攀登，第一次悬垂下降，第一次传统攀登。这是金国威最不为人知的摄影作品，只在家里播放给亲朋好友看过。播放时他常常强调，现场遇到了那么多难关，镜头里的女儿一直都在笑。
金国威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讲起过那一次的攀岩，说起那一天时，他最希望女儿记住的是攀岩中的哲学。在他的理解里，攀岩是一项不断练习失败的运动，你伸出手触及的下一步是关键，太高了你会失败，太低了又会重心不稳，你要仔细衡量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每一刻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所有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高山，想要攀登到顶峰，都是依靠这样的一步又一步，没有什么不可能逾越的高峰，只要你有勇气又有细心，一步一步来，最后总能登顶。
在爸爸的见证下，女儿顺利完成了登顶，像是拥抱对手一样，趴在大提顿峰顶的石头上，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整个攀登全程总计18个小时，回到车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返程路上，女儿坐在后排玩了一会儿飞行棋游戏，就很快累得睡着了。她刚刚完成了大提顿峰的首次攀岩登顶，有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攀岩选手，但对她来说，这一天的意义跟去迪士尼主题乐园差不多，见到了喜欢的康拉德叔叔，和爸爸一起晒了太阳，玩得很开心，这就够了。这是一个七岁小女孩的寻常一天，仅此而已。
金国威和女儿在大提顿峰顶上
这是金国威用无数次高山攀登、一次奥斯卡、许多次作品获奖换来的职业认同，也是他的孩子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金国威说，这就是他希望孩子们在成长中能拥有的信念——你可以挑战任何事情，这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不需要向人解释，不需要想办法自证，也不需要是为了赢得什么才去努力，觉得开心就去想办法做到就好，这样生活很正常，谁都可以做得到。
和《人物》的对话即将结束前，金国威从手机里翻出女儿和儿子最近一次滑雪的视频。视频里的女儿身边是世界最知名的几位高山滑雪运动员，在他们的注视下，小女孩从山顶一跃而下，快速滑过一个难度极高的弯道。金国威一边展示，一边骄傲地解释着这次滑雪的难度，以及为什么完成这样的弯道让人感到快乐，「如果你分析一个转弯该如何应对，大概能有上千个细节需要考虑、计算，但实际上人在滑雪转弯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思考，你就像突然学会了飞一样，飞过了那个弯道，这种感觉就是滑雪最大的乐趣，你只需要跟着本能向前走就行了，不再需要思考。」
那一瞬间的本能就是极限运动的乐趣，这是他没办法跟自己的父亲分享的喜悦，但是在他和他的孩子们之间，如今已成为他们无需解释的共同爱好。现在的金国威不必跟女儿和儿子解释，为什么人要登山。他们会抢着反问：为什么不呢？
金国威今年就要50岁了，生活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改变。他的姐姐早已离开了她原来的工作，搬到了和弟弟只有五分钟路程的地方生活，帮弟弟打理他的财务和资产。有时候，她也会和弟弟一起，到大提顿山间漫步，尝试着一起攀岩。如今Climbing Bum已经没有流浪汉的意思了，它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新生活方式。偶尔在大提顿峰还会有陌生的攀岩者，过来跟金国威握手，告诉他，他的经历激励过自己，让他拥有了攀岩的爱好。
一件很少人知道的小事是，就在女儿的第一次攀岩中，一度遇到了很难的关卡，他们当时差一点就要放弃了。但在撤退之前，金国威在山间找了一块被太阳晒暖的地方，两个准备放弃的人躺在山上晒太阳。女儿躺在石头上睡了一觉，睡醒了又有了动力，改变主意，决心继续向上走，就这样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登顶。也许这就是攀岩教给一个孩子的人生道理：当你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得到时，也许你真正需要的，只是晒个太阳，好好睡一觉，醒过来时，一切又会有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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